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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我们的个性能够影响自身的学问、德行与事业，而且我们的学问、德行与事业亦能够影响自身的个性。曾公所谓读书可以改变气质，即是此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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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戴克亦曾有言：“家庭、学校、书籍、友朋、政治状况以及其他与此相类之种种差异，足以使人之后天禀质的知力、品性等有差异，是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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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举例说明，如：“假定把两个同一原始禀质的人分开教养，一在纪元前千九百年、一在纪元后千九百年，或一在柏林、一在北京，结果，两人底后天性质一定大不相同。今日的日本人在原始禀质上或者差不多——或完全——与他们底祖先一致。其所以有种种差异的，应当归根于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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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得一结论：“任何人底个性大部分为他底语言、职业、宗教、风俗、思想所决定，而语言等等又大部分为他底教养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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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此结论之后，桑戴克又针对环境不能完全决定个性的原因，进行阐述：“环境底影响常屈于两种重要的限制之下。无论何种环境，只要它底势力可以避免，其效果特少。例如中国儿童之禀赋甚优，能进学校，纵使私塾与学校的比例率为百与一，但其势力较以私塾为唯一的教育机关，受教育者均无所逃避的时候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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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限制是环境影响的势力因人而异，其结果由人之原始禀质与环境势力共同决定，就是某部分人对于某种环境势力的影响不加避免，但影响所及之程度不一。为奴隶者未必都有奴隶性，更不能使之一律卑劣。不良的交际也可以使一部分人之态度尊贵。在一人中引起某种势力或思想或习惯之适当的环境刺激，对于他人也许不能望其有一样的效果。倘若通常所讲的故事是真的，在菜店洗瓶子适能决定法拉德（Faraday）的一生事业，航行海外采集生物为达尔文成为自然科学家之要素。但把世界上一切儿童起初送到菜店去工作，以后再去作科学的旅行，其结果都不能有百万个法拉德及达尔文，或百万个化学家与自然科学家。（见舒新城所译《个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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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环境因素对个性的塑造具有极大影响，但是个性并不完全取决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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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个性对其学问、德行及事业的影响固然很大，但其学问、德行及事业对其个性的影响亦不少。我们通过考察曾公的生平，很容易得此结论。曾公在回复胞弟国荃的信中，云：“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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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郭嵩焘的信中，云：“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犹有余羞！是以戊午复出，誓不反顾。”（《书札》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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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由原本的忠厚笃诚，变为后来的善于机变，是“饱更事变”的缘故；而等到“戊午复出，誓不反顾”，则是因为不愿“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由此可见，曾公的学问、德行及事业，与其个性之间相互影响。虽然环境能够诱导一个人向机巧方向转变，但曾公在深刻反省之后，又决定“一味向平实处用心”，以回归自己的本性，正是桑戴克所谓“环境影响的势力因人而异”的绝好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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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个人的个性能够影响周围环境，而环境亦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个性。曾公的一生是对此道理的极好诠释。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一文中，曾对此有简要的概括：“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柱珍，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暑，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庸庵文编》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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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关于曾公个性与其生平、学问、德行、事业关系的讨论，我们应当能够获得不少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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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章 思想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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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思想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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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北村泽吉在其所著的《儒学概论》一书当中，曾云：“人性之自然欲求虽多，约可分为两方面观之：一则欲有所认识，一则欲有所作为是也。其欲有所认识者，只其人格活动，而欲构成其知识者，则亦不过为一种作为活动耳。然则据广义言之，认识与作为两方面，因不无可区别者。盖此二种活动，虽同出乎人格自然之欲求，错综而成，而其所活动欲求之对象则各有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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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认识活动之对象，专系乎知识作用所欲求，世界事物之形相理致是也。作为活动之对象，专系于情意作用所欲求，世界事物自体是也。事物之形相理致，既能明之，则心中自安而满足，是认识活动之特性也。必其事物自体，而其动作成有如何结果，始自满足，是作为活动之特色也。认识活动之进步发达者，即成一切科学之知识。各自考究动植心物，一切世界特殊事物之形相理致，而以哲学统合之，以明普通之根本原理，构成某种人生观及世界观而后已。作为活动之进步发达者，则为政治、经济、伦理、教育、卫生、艺术等事物。此等事物，各有其特殊之形相理致，故依科学及哲学以阐明之，无吾人知识活动之所欲求也必矣。虽然，此等事物，初专为吾人作为活动之对象，终属于吾人所经纶之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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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的大意即是，认识活动与作为活动皆属于我们的自然欲求，且二者之间相互关联。“欲构成其知识者”，“亦不过为一种作为活动耳”，由此可见，认识是作为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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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约翰亦云：“凡人行事，其心中必有一种意思，此意思即其行事之理由也。其所用性能，不拘何种，而其理性常为之前导，至其理性涵有几许知力，及其是否明澈，姑且不必计也，其一切才能，悉听此知力之指挥，如深夜行路者之须光照然，其光之真或伪，又不必问也。寺院中图像，庄严静穆，其影响于人类之大部分者，至深且巨。人心中之意象亦然，其操纵人心，如无形中之能力，而人心任在何处，对之如与神明相授也。”（见刘伯明所译杜威的《思维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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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叙述，足可见思想为事实的先驱。谚云：“思想为事实之母。”确实为至理。思想的重要地位，由此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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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对曾公思想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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