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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之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释者。但求不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家书》卷十——同治十年八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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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言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年谱》卷十二——同治九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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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转变的大体情形，基本如上所述。若欲作详细探讨，则曾公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文艺批评、军事学识等方面，均有转变的痕迹。此处为节省篇幅，将于后文一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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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变的原因——生活环境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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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文所述，我们对曾公思想转变的情形已有大体了解，那么其思想究竟为何会发生转变呢？一言以蔽之：生活环境的变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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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二十五岁之前，足迹从未踏出湖南一步，朋友不多，且见闻不广，所以一心一意钻研时文帖括，以应付科举。待到道光十五年入京，视野有所拓宽，方才知道世间还有一种文章，叫做古文，其价值远在诗文帖括之上，于是决定致力于学习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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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二十年进入翰林院之后，曾公交际范围逐渐扩大，名声日益提高。在众多良师益友的扶持帮助和自身职位的各方面要求之下，不但开始钻研修身养性之学，而且对国家与朝廷的典章制度亦有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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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咸丰二年始，曾公结束京中生活，奉命带兵，生活环境不再如往日般安适，所以思想亦随之发生改变。比如处理军务时，雷厉风行，英明果断，不因循守旧，不敷衍塞责，威武雄健，意气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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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返乡，咸丰八年重新出山，此时厌恶高深言论，而有意顺应世事。因为社会阅历已比较丰富，知道若不改变往日的刚硬脾气，则以后在推行新措施时，将会遇到很多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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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晚年，名望日益提升，但众多非议亦随之而来，于是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为避免因不慎而招致身败名裂之祸，曾公开始崇尚圆通，对待任何事时，任劳任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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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曾公一生思想的转折曲线与其生活环境的变更曲线，完美契合。可见，生活环境的改变，正是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董仲舒曾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若以环境为“天”，以思想为“道”，则其所言的确为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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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变的目的——改变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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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即是曾公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至于思想转变后的结果如何，我们通过前文对曾公生平的记述，已能知晓。曾公思想发生转变，其原因是生活环境的变更，而其目的，则正是为改善生活环境。道光十五年入京学习古文，道光二十年之后致力于研究宋代理学，其改善生活的意图十分明显。初办团练之时，志在讨贼，执法严明，是因为深知“欲免败群，须去害马”的道理。待到再次带兵，有意顺应世事，重视运用权术，则是因为深知“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等到晚年，综合儒学与墨学，兼学老庄，以虚静淡泊为处世之本，以勤劳踏实为行为方式。以上种种转变，其目的皆是为改善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曾公转变思想的结果正好符合其转变思想的目的，所以最终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易经》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曾公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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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一章 思想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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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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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关荣吉在其著作《文化社会学》中云：“中国的学问，不外政治之术、处世之法的学问而已。”梁启超先生在其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论中亦云：“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问题。”虽然二人所言并不十分恰当，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学者的确大多从事于修己治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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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中国学术领域而言，则并非完全如此。《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国典籍的四大结集，其中《四库全书》问世最晚。现以《四库全书》的四大部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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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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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纪事本末、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传记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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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则除“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谍、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次而叙之，凡十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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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以“《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引语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部总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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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内容，虽然以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为中心，但显然不完全属于“政治之术，处世之法”的范畴。梁启超先生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一文中，曾云：“深山大泽，而龙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强焉。此至美之国，至伟大之国民，其学术思想所磅礴郁积。又岂彼崎岖山谷中之犷族、生息弹丸上之岛夷，所能梦见者。”（见《饮冰室文集》）此言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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