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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演进的情形，在前面各章对曾公各个时期的生活状况作介绍时，已大致述及。现在，为便于研究，特地将曾公思想的转折期，定为五个，以作简要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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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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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五岁进入私塾读书起，至二十五岁进京参加会试止，其间所学，基本为四书五经时文帖括之类。自道光十五年入京以后，方才有志于学习诗歌、古文以及书法。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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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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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寓长沙郡馆，会试不售，京师读书，研经穷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年谱》卷一——乙未道光十五年，公二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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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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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光二十年进入翰林院之后，曾公师从唐镜海先生请教治学之方，并结交到几位好友，互相切磋，共同研究经世之学与义理之学，与之前仅有志于学习诗歌、古文，已大有不同。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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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与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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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善化唐公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公从讲求为学之方。时方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兼治诗古文词，分门记录。唐公专以义理之学相助，公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年谱》卷一——道光二十一年，公三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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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致力程朱之学，同时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昆明何公桂珍、窦公垿、仁和邵公懿辰及陈公源兖等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年谱》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公三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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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官至卿贰，名望渐崇，而好学不倦。其于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又采辑古今名臣大儒言论，分条编录，为《曾氏家训长编》，分修身、齐家、治国为三门，其目三十有二。”（《年谱》卷一——道光二十八年，公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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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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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咸丰二年离京，奉命帮办地方团务。当时社会上盛行因循守旧、腐朽颓废之风，导致时局日益混乱。对此，曾公积极采取严厉的镇压措施，而不再拘泥于儒家以德治人的主张。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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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岂复可暗弱宽纵，又令鼠子蜂起？”（《书札》卷二——《复胡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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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疮痍之后，惟芟除土匪为第一要务。二三十年来，应办不办之案，应杀不杀之人，充塞于郡县山谷之间。民见夫命案盗案之首犯，皆得逍遥法外，固已藐视王章而弁髦官长矣。又见夫粤匪之横行、土匪之屡发，乃益嚣然不靖，痞棍四出，劫抢风起，各霸一方，凌藉小民而鱼肉之。鄙意以为宜大加惩创，择其残害于乡里者，重则处以斩枭，轻亦立毙杖下。戮其尤凶横者，而其党始稍戢。诛其尤害民者，而良民始稍息。但求于孱弱之百姓少得安恬，即吾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卷同上——《与徐玉山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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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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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咸丰七年，为父守丧，闲居家中，曾公深刻反省往日刚直强硬的脾性，待到咸丰八年重新出山，便有意顺应世事，且厌恶高深言论，决定从“平实”二字上用功。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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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此次在外，无不答之信，无不批之禀。官场庆吊，酌量送礼，亲族本家，亦少为点缀，余皆率往常规模不变。”（《书札》卷七——《复刘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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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志在讨贼，尚尔百无一成；近岁意存趋时，岂足更图千里？”（《书札》卷八——《复胡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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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近恶闻高言深论，但好庸言庸行。”（《书札》卷十四——《复胡宫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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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道理不宜说得太高，太高则近于矫，近于伪。吾与僚友相勉，但求不晏起、不撒谎，二事虽最浅近，而已大有益于身心矣。”（《书札》卷十六——《批杨芊庵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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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然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家书》卷十——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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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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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晚年时期，因公务不顺，非议四起，曾公心中不免抑郁，且发现若欲有所作为，容易招惹是非，于是从此开始向往老庄思想。当然，曾公所秉持的自立自强之道，仍以儒学、墨学为根本。此为曾公思想发生转折的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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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三者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日记》——戊辰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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