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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曾公一生思想的转折曲线与其生活环境的变更曲线，完美契合。可见，生活环境的改变，正是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董仲舒曾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若以环境为“天”，以思想为“道”，则其所言的确为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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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转变的目的——改变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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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即是曾公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至于思想转变后的结果如何，我们通过前文对曾公生平的记述，已能知晓。曾公思想发生转变，其原因是生活环境的变更，而其目的，则正是为改善生活环境。道光十五年入京学习古文，道光二十年之后致力于研究宋代理学，其改善生活的意图十分明显。初办团练之时，志在讨贼，执法严明，是因为深知“欲免败群，须去害马”的道理。待到再次带兵，有意顺应世事，重视运用权术，则是因为深知“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等到晚年，综合儒学与墨学，兼学老庄，以虚静淡泊为处世之本，以勤劳踏实为行为方式。以上种种转变，其目的皆是为改善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曾公转变思想的结果正好符合其转变思想的目的，所以最终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易经》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曾公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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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一章 思想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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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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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关荣吉在其著作《文化社会学》中云：“中国的学问，不外政治之术、处世之法的学问而已。”梁启超先生在其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论中亦云：“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问题。”虽然二人所言并不十分恰当，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学者的确大多从事于修己治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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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中国学术领域而言，则并非完全如此。《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国典籍的四大结集，其中《四库全书》问世最晚。现以《四库全书》的四大部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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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部“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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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部“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纪事本末、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传记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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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部则除“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谍、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次而叙之，凡十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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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部以“《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引语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部总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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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列内容，虽然以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为中心，但显然不完全属于“政治之术，处世之法”的范畴。梁启超先生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一文中，曾云：“深山大泽，而龙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强焉。此至美之国，至伟大之国民，其学术思想所磅礴郁积。又岂彼崎岖山谷中之犷族、生息弹丸上之岛夷，所能梦见者。”（见《饮冰室文集》）此言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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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清代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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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学术思想，有人将其分为五类：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学。（见梁启超之《清代学术概论》）亦有人将其分为八个时期：自上古时代至春秋时代老子、孔子以前，称为思想胚胎时期；自春秋时代老子、孔子以后至秦代，称为诸子争鸣时期；两汉时代，称为儒学独尊时期；魏晋时代，称为道家复兴时期；自南北朝至隋唐时代，称为佛教输入时期；自宋代至明代，称为儒佛混合时期；清代，称为古学复兴时期；自清末至今，称为西学东渐时期。（见周子同所著的《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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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种分析法虽然有很大不同，但皆将清代的学术思想单独划为一部分。那么，清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为何物？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云：“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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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维乔在其所编《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亦云：“清代自康、雍以至乾隆时，考证学发展至极点，特尊之曰汉学，以示别于宋学，实则复演前代之学术，自宋以倒溯至东汉也。至乾、嘉以后，考证之途已穷，学者无可致力。且域外交通大开，中外思想接触，觉我国所以贫弱、外国所以富强，必有重大之原因在。才智之士，对于政体与社会根本组织，均起怀疑，而以清廷禁纲尚严，不敢公然反对，乃为文艺复兴之运动，即道、咸以后所产生之公羊学派是也。此派庄存与、刘申受倡之于前，龚自珍、魏源继之于后，而大振于康有为。实则推倒考证家东汉之古文学，而复演西汉之今文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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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考证学与今文学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但宋明理学及桐城、阳湖两大古文派，在当时亦有很大势力。蒋维乔云：“明末王学狂恣之流弊，学者虽厌恶之，然尚未有公然反对者。虽顾炎武为考证学之祖，亦不过提倡朱程以斥陆王而已。黄宗羲亦从王学入手，而创经世致用之学。至乾、嘉间惠栋、戴震出世，考证学大成，方公然推倒宋学，揭诸汉学。可知在清初时理学派尚非全无势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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粱启超先生亦云：“宋明理学极敝，然后清学兴。清学兴，治理学者渐不复能成军。其在启蒙期，犹为程朱、陆王守残垒者，有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议诸人，皆尚名节，厉实行，粹然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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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其后阳湖恽敬、陆继辂自‘桐城’受义法而精变其体。张惠言、李兆洛皆治考证学，而亦好为文，与恽、陆同气，号‘阳湖派’。戴段派之考证学，虽披靡一世，然规律太严整，且亦声希味淡，不能悉投众嗜，故诵习两派古文家者卒不衰。”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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