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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00 总而言之,曾公一生思想的转折曲线与其生活环境的变更曲线,完美契合。可见,生活环境的改变,正是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董仲舒曾云:“天不变,道亦不变。”若以环境为“天”,以思想为“道”,则其所言的确为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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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02 思想转变的目的——改变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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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04 以上即是曾公思想发生转变的原因。至于思想转变后的结果如何,我们通过前文对曾公生平的记述,已能知晓。曾公思想发生转变,其原因是生活环境的变更,而其目的,则正是为改善生活环境。道光十五年入京学习古文,道光二十年之后致力于研究宋代理学,其改善生活的意图十分明显。初办团练之时,志在讨贼,执法严明,是因为深知“欲免败群,须去害马”的道理。待到再次带兵,有意顺应世事,重视运用权术,则是因为深知“弱之胜强,柔之胜刚”的道理。等到晚年,综合儒学与墨学,兼学老庄,以虚静淡泊为处世之本,以勤劳踏实为行为方式。以上种种转变,其目的皆是为改善生活环境。由此可见,曾公转变思想的结果正好符合其转变思想的目的,所以最终能够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易经》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而曾公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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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09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1705914648]
1705917210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一章 思想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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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12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1705914649]
1705917213 第一节 中国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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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15 日本人关荣吉在其著作《文化社会学》中云:“中国的学问,不外政治之术、处世之法的学问而已。”梁启超先生在其著作《先秦政治思想史》的序论中亦云:“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问题。”虽然二人所言并不十分恰当,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学者的确大多从事于修己治人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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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17 但就中国学术领域而言,则并非完全如此。《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及《四库全书总目》,为中国典籍的四大结集,其中《四库全书》问世最晚。现以《四库全书》的四大部类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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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19 经部“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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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21 史部“分十五类:首曰正史,大纲也;次曰编年、曰纪事本末、曰别史、曰杂史、曰诏令奏议、曰传记、曰史钞、曰载记,皆参考传记者也;曰时令、曰地理、曰职官、曰政书、曰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曰史评,参考论赞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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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23 子部则除“儒家之外,有兵家、有法家、有农家、有医家、有天文算法、有术数、有艺术、有谱谍、有杂家、有类书、有小说家,其别教则有释家、有道家。次而叙之,凡十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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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25 集部以“《楚辞》最古,别集次之,总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引语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各部总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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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27 以上所列内容,虽然以人生哲学与政治哲学为中心,但显然不完全属于“政治之术,处世之法”的范畴。梁启超先生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大势》一文中,曾云:“深山大泽,而龙蛇生焉。取精多,用物宏,而魂魄强焉。此至美之国,至伟大之国民,其学术思想所磅礴郁积。又岂彼崎岖山谷中之犷族、生息弹丸上之岛夷,所能梦见者。”(见《饮冰室文集》)此言十分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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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33 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清代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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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35 中国历代学术思想,有人将其分为五类:先秦学术;两汉六朝经学及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学。(见梁启超之《清代学术概论》)亦有人将其分为八个时期:自上古时代至春秋时代老子、孔子以前,称为思想胚胎时期;自春秋时代老子、孔子以后至秦代,称为诸子争鸣时期;两汉时代,称为儒学独尊时期;魏晋时代,称为道家复兴时期;自南北朝至隋唐时代,称为佛教输入时期;自宋代至明代,称为儒佛混合时期;清代,称为古学复兴时期;自清末至今,称为西学东渐时期。(见周子同所著的《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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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37 以上两种分析法虽然有很大不同,但皆将清代的学术思想单独划为一部分。那么,清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为何物?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的自序中,云:“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考证学衍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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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39 蒋维乔在其所编《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亦云:“清代自康、雍以至乾隆时,考证学发展至极点,特尊之曰汉学,以示别于宋学,实则复演前代之学术,自宋以倒溯至东汉也。至乾、嘉以后,考证之途已穷,学者无可致力。且域外交通大开,中外思想接触,觉我国所以贫弱、外国所以富强,必有重大之原因在。才智之士,对于政体与社会根本组织,均起怀疑,而以清廷禁纲尚严,不敢公然反对,乃为文艺复兴之运动,即道、咸以后所产生之公羊学派是也。此派庄存与、刘申受倡之于前,龚自珍、魏源继之于后,而大振于康有为。实则推倒考证家东汉之古文学,而复演西汉之今文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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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41 综上所述,考证学与今文学是清代学术思想的主流。但宋明理学及桐城、阳湖两大古文派,在当时亦有很大势力。蒋维乔云:“明末王学狂恣之流弊,学者虽厌恶之,然尚未有公然反对者。虽顾炎武为考证学之祖,亦不过提倡朱程以斥陆王而已。黄宗羲亦从王学入手,而创经世致用之学。至乾、嘉间惠栋、戴震出世,考证学大成,方公然推倒宋学,揭诸汉学。可知在清初时理学派尚非全无势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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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43 粱启超先生亦云:“宋明理学极敝,然后清学兴。清学兴,治理学者渐不复能成军。其在启蒙期,犹为程朱、陆王守残垒者,有孙奇逢、李中孚、刁包、张履祥、张尔岐、陆陇其、陆世议诸人,皆尚名节,厉实行,粹然纯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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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17245 又云:“乾隆之初,惠、戴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其后阳湖恽敬、陆继辂自‘桐城’受义法而精变其体。张惠言、李兆洛皆治考证学,而亦好为文,与恽、陆同气,号‘阳湖派’。戴段派之考证学,虽披靡一世,然规律太严整,且亦声希味淡,不能悉投众嗜,故诵习两派古文家者卒不衰。”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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