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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曾云：“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乎？”（《论语·雍也》）颜渊亦云：“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由此可见礼的重要性。将博文与约礼相提并论，即是说，若欲有正确的行为，必须先有正确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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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自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又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所以，就知行问题而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见《朱子语类》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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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十分相似。朱熹之所以主张先知后行，不仅是受禅宗先慧后定的影响，亦受孔子、颜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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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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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乃集儒家思想之大成者。对此，日本人三浦藤作在其著作《中国伦理学史》中曾有论述：“中国太古以来所传之思想，朱子尽网罗而融合调和之，以建设自己学说，极似欧洲近世代表的哲学者康德。中国思想包容于其学说中，其显著者，在古代为孔子之仁、子思之诚、孟子之仁义，在近世为周子之太极图说、程伊川之理气二元论及居敬穷理说、张槿渠之心性说、邵康节之先天学等。盖此等学说，乃由朱子组织一大体系也。”（据张宗元、林科棠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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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朱熹治学的方法，则正如《宋史》中所云：“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所谓穷理，则是就知识而言；所谓居敬，则是就行为表现而言。朱熹主张先知后行，并在其《大学补传》中曾有论述：“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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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穷理居敬之说，源自程颐。因为程颐曾云：“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只不过朱熹对居敬穷理之说的阐述更为深刻，如云：“学者工夫，惟在居敬穷理二事，此二事互相发：能穷理则居敬工夫日益进，能居敬则穷理工夫日益密。”（《朱子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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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居敬与穷理二者相辅相成，所以朱熹曾云：“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同上）并谓：“圣贤说知便说行。《大学》说‘如切如磋’道学也，便说‘如琢如磨’自修也。《中庸》说学问思辨，便说笃行。颜子说‘博我以文’谓致知格物，‘约我以礼’谓克己复礼。”（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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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关于治学之道，朱熹主张先知后行，先穷理而后居敬。除在《大学补传》中对此有所阐述之外，在《朱子语类》中亦有十分直接的表达：“万事皆在穷理后。经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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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穷理，则必须读书；若欲读书，则必须不辞艰苦。对此，朱熹亦曾言及：“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欲穷天下之理，而不即经训史册以求之，则是正墙面而立尔。此穷理所以必在乎读书也。……此数语者，皆愚臣平生为学艰难辛苦已试之效。窃意圣贤复生，所以教人，不过如此。”（《甲寅行宫便殿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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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思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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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与朱熹的思想体系，上文已作简要阐述。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探讨曾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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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的中心，就立身处世而言，基本不外乎“敬恕”二字。具体可参看曾公的《家训》：“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家训》卷上——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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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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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敬恕，即是“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所以，曾公思想的中心，亦可谓是仁与礼。曾公对于“仁”“礼”二字，体会颇为深刻，曾经自述其带兵之法：“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待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日记》——己未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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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与船山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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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的中心为仁与礼，正是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关于此，可参看曾公所作的《船山遗书序》。文中写道：“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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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仁”“礼”二字为其思想的中心，但王夫之为《正蒙》做数万字的注解、为《礼记》做数十万的注解，的确为事实，所以曾公说王夫之的思想中心为“仁”为“礼”，亦非信口开河。至于曾公的思想是否受王夫之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船山遗书序》是对曾公思想的反映，则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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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课四条》中曾谓“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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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谓“求人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利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在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响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家训》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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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证据足以说明，曾公的思想确实以“仁”与“礼”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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