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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与朱熹的思想体系，上文已作简要阐述。现在我们来进一步探讨曾公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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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的中心，就立身处世而言，基本不外乎“敬恕”二字。具体可参看曾公的《家训》：“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仲弓问仁一章，言敬恕最为亲切。自此以外，如‘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正其衣冠，俨然人望而畏，斯为威而不猛’，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孔言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孟言‘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家训》卷上——咸丰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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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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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敬恕，即是“以仁存心，以礼存心”。所以，曾公思想的中心，亦可谓是仁与礼。曾公对于“仁”“礼”二字，体会颇为深刻，曾经自述其带兵之法：“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待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日记》——己未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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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与船山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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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思想的中心为仁与礼，正是对孔子学说的继承。关于此，可参看曾公所作的《船山遗书序》。文中写道：“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子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自孔、孟在时，老、庄已鄙弃礼教，杨、墨之指不同，而同于贼仁。厥后众流歧出，载籍焚烧，微言中绝，人纪紊焉。汉儒掇拾遗经，小戴氏乃作《记》以存礼于什一。又千余年，宋儒远承坠绪，横渠张氏乃作《正蒙》以讨论为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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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虽然我们不能肯定“仁”“礼”二字为其思想的中心，但王夫之为《正蒙》做数万字的注解、为《礼记》做数十万的注解，的确为事实，所以曾公说王夫之的思想中心为“仁”为“礼”，亦非信口开河。至于曾公的思想是否受王夫之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船山遗书序》是对曾公思想的反映，则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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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课四条》中曾谓“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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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谓“求人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利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在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响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家训》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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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证据足以说明，曾公的思想确实以“仁”与“礼”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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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思想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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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公思想的中心为“仁”“礼”二字，那么如何能够学习仁与礼？如何实行仁与礼？何为实行仁与礼的目的？实行仁与礼将会有何功效？此类问题均十分值得探讨。完全解决之后，我们对曾公思想的体系，便能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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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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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习与实行仁与礼的方法而言，曾公以格物诚意为主，此受朱熹先知后行、先穷理而后居敬思想的影响。曾公曾致信于其弟云：“《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清，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与。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是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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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治学，以格物穷理为先，所以其学问多从艰苦中得来；曾公亦然。曾公在回复夏弢甫的信中，云：“所论朱子之学，得之艰苦，则国藩生平之宗旨，治军之微向，有如桴鼓之相应。自以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而不意阁下尚论大贤，亦以艰苦二字发其微也。”（《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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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曾提及此事：“夏弢甫言：‘朱子之学得之艰苦，所以为百世之师。’二语深有感于余心。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而可久可大者也。”（庚申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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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知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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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称“秉质愚柔，舍困勉二字，别无入处”，所以其一生崇尚困知勉行。曾公在《家训》中云：“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家训》卷下）由此可见，曾公在学习与处事时，皆从“困”“勉”二字入手。但是曾公此话不够详尽，若欲有更为详尽的了解，可参看曾公《书赠弟六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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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来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高明者，譬如室中所见有限，登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明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杂著》卷四）曾公自称天分“不甚高明”，于是“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可见其困知的情形。曾公自称天分“不甚高明”，于是“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可见其困知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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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赠弟六则》中，曾公又云：“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曰富，曰贵，曰成，曰荣，曰誉，曰顺，此数者，我之所喜，人亦皆喜之。曰贫，曰贱，曰败，曰辱，曰毁，曰逆，此数者，我之所恶，人亦皆恶之。吾辈有声势之家，一言可以荣人，一言可以辱人。荣人，则得名、得利、得光耀，人尚未必感我。何也？谓我有势，帮人不难也。辱人，则受刑、受罚、受苦恼，人必恨我次骨。何也？谓我倚势，欺人太甚也。吾兄弟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我要步步站得稳，须知他人也要站得稳，所谓立也。我要处处行得通，须知他人也要行得通，所谓达也。今日我处顺境，预想他日也有处逆境之时。今日我以盛气凌人，预想他日人亦以盛气凌我之身，或凌我之子孙。常以恕字自惕，常留余地处人，则荆棘少矣。”（同上）曾公自称“须从恕字痛下工夫，随在皆设身以处地”，则又可见其勉行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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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秉承困知勉行，虽然是缘于自身天分不足，但亦是因为明白，古往今来，人才往往从艰苦奋斗中磨练而来。所以，曾公在其所作的《劝诫绅士四条》中曾云：“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勉强学问，则闻见博；勉强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勉强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无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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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虽然是曾公为劝诫绅士而作，但其实正是自己一生崇尚困知勉行的最好写照。曾公天性鲁钝，但其所积累的深厚才识足以匡时济世，真可谓是对困知勉行的现身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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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立能达、成己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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