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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崇尚困知勉行、格物诚意，其目的正是在于能立能达、成己成物。曾公自咸丰八年以后，便自称“以能立能达为体，不怨不尤为用”（见前文）。所谓立、所谓达，不仅是自立、自达，同时亦是立人、达人。所以，曾公困知勉行的目的，不仅可以称为能立能达，亦可称为成己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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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云：“念不知命、不知礼、不知言三者，《论语》以殿全篇之末，良有深意。若知斯三者，而益之以孟子‘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之意，则庶几可为完人矣！”（《日记》——己未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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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之目：曰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多猜疑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论语》末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礼》云‘推而放诸四海而准’，达之谓也。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于吾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愿与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领此言，谓欲培植家运，须从此七者致力也。”（《日记》——己未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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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的“三恶”“四知”，虽然乍看时，如散落一地的钱币，两者之间毫无联系，但若仔细揣摩，其实关系十分紧密，因为所谓的“三恶”“四知”，其中心思想正是以“克己复礼”四字自勉与勉励他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事事均以忠恕为主，则“三恶”自然无从施展，同时亦是对“四知”的深切领会。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天下归仁，则自然能立能达、成已成物，此不正是格物诚意的功效与因知勉行的目的吗？曾公说在“三知”之外，加上“知仁”，“庶几可为完人矣”。其所谓“知”，乃是兼指“知”与“行”。其所谓“完人”，即是指能立能达、成己成物的理想人物。“四知”之中，除“知言”“知命”外，一为“知仁”，一为“知礼”。“仁礼”二字在曾公思想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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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三章 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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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曾公哲学思想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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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的哲学思想，钟泰的《中国哲学史》以及蒋维乔的《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均有提及，可惜叙述不够详尽。曾公的宇宙观基本取自宋代理学，而其人生观则多采自先秦诸子学说，不仅在汉学与宋学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且对程、朱、陆、王的不同观点进行折中。虽然未尝有独创的学说，但能够网罗各家，亦可谓自己的特色，所以颇像朱熹、康德等人，属于兼容并包的综合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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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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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二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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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宇宙观，倾向于理气二元论。其在回复刘蓉的信中，云：“天下之道，非两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乾坤毁，则无以见《易》’。仁义不明，则亦无所谓道者。”（《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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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气二元论，起源于程颐。程颐曾云：“离了阴阳更无道。所以阴阳者，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则是理也。”（《程氏遗书》卷十五）因此，曾公的理气二元论，其实取自程颐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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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气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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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理为宇宙万物的根源，那么万物本应全都相同。然而，为何宇宙万物其实完全不同呢？对此，曾公认为是理一气殊的缘故，所以在回复刘蓉的信中，又云：“《传》曰‘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地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天地严凝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严气也，此天地之义气也。斯二气者，自其后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则庆赏之事起；因义以正物，则刑罚之事起。中则治，偏则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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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其初而言之，太和氤氲，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圣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钧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圣人者既其全，而其气质又最清且厚，而其习又无毫发累，于是曲践乎所谓仁义者，夫是之谓‘尽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准，推而放之庶物而准，夫是之谓‘尽人性’‘尽物性’也。常人者虽得其全，而气质拘之，习染蔽之，好不当则贼仁，恶不当则贼义，贼者日盛，本性日微，盖学问之事自此兴也。学者何？”（《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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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理一气殊论，始于朱熹。朱熹曾云：“自一气而言之，则人物皆受是气而生；自精粗而言，则人得其气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气之偏且塞者。惟人得其正，故是理通而无所塞；物得其偏，故是理塞而无所知。”（《朱子语类》卷四）因此，曾公的理一气殊论，其实采自朱熹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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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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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天地万物来自同一根源，那么依据天人合一的理论，便应当对所有生命一视同仁，而不应有所分别。但此结论接近于墨家的兼爱学说，并非儒家学说的宗旨。所以曾公的宇宙观中，又有理一分殊论。此理论同样可见于曾公致刘蓉的信中，如：“吾之身与万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则纷然而殊矣。亲亲与民殊，仁民与物殊，乡邻与同室殊。亲有杀，贤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佰，或相千万，如此其不齐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过乎仁，其流为墨，过乎义，其流为杨。生于心，害于政，其极皆可以乱天下，不至率兽食人不止。”（《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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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分殊论，始于程颐对《西铭》的注释当中。后来朱熹对此加以引申。朱熹曰：“天地之间，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则其大小之分、亲疏之等，至于十百千万而不能齐也。不有圣贤者出，孰能合其异而反其同哉？《西铭》之作，意盖如此。程子以为‘明理一而分殊’，可谓‘一言以蔽之’矣。盖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所谓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属，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则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统而万殊，则虽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而不流于‘兼爱’之弊；万殊而一贯，则虽亲疏异情、贵贱异等，而不梏于‘为我’之私：此《西铭》之大指也。观其推亲亲之厚，以大无我之公，因事亲之诚，以明事天之道，盖无适而非所谓‘分立而推理一’也。夫岂专以民吾同胞，长长幼幼为理一，而必默识于言意之表，然后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谓‘称物平施’者，正谓称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尔。若无称物之义，则亦何以知乎所施之平哉？”（《张子全书》卷一）因此，曾公的理一分殊论，其实是受张载、程颐、朱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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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曾公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观，完全取自宋代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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