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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节 曾公与程朱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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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汉学与宋代理学，曾公持折中态度，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此在其《圣哲画像记》一文中已作详细阐述。曾公在《复颍州府夏教授书》中，亦主张将二者调和，所谓“一宗宋儒，不废汉学”。其言如下：“乾、嘉间，经学昌炽，千载一时。阮仪征、王高邮、钱嘉定、朱大兴诸公倡于上，戴东原、程瑶田、段玉裁、焦理堂十余人和于下，群贤辐辏，经明行修。国藩尝谓性命之学，五子为宗，经济之学，诸史咸备，而渊源全在‘六经’。李斯一炷，学者不复睹‘六经’之全。至秦、汉之际，又厉禁挟书，举世溺于功利。抱经诸儒，视为性命，身与存毁，非信道之笃不能。天下相尚以伪久矣。陈建之《学蔀通辨》阿私执政，张烈之《王学质疑》附和大儒，反不如东原、玉载辈卓然自立，不失为儒林传中人物。惟东原《孟子疏证》一书，排斥先贤，独伸己说，诚不可以不辨。姚惜抱尝论：‘毛大可、李刚主、戴东原、程绵庄率皆诋毁程、朱，身毁嗣绝。’持论似又太过。无程朱之文章道德，腾其口舌，欲与争名，诚学者大病。若博核考辨，大儒或不暇及，苟有纠正，足以羽翼传注，当亦程朱所心许。若西河驳斥漫骂，则真说经中之洪水猛兽矣。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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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曾公与陆王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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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崇奉程朱理学，而对陆王心学，最初颇为不满，但后来亦力求折中。曾公回复刘蓉的信中，云：“朱子曰：‘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说，曰‘致良知’而已，则是任心之明，而遂曲当乎万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凤凰鸱鸮不同群：物所自具之分殊也。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之；鲧堙洪水，舜殛之，禹郊之：物与我相际之分殊也。仁义之异施，即物而区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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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乃以即物穷理为支离，则是吾心虚悬一成之知于此，与凡物了不相涉，而谓皆当乎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务决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义之分既明，则当毕吾好恶以既其事也。今王氏之说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诚意工夫。’则是任心之明，别无所谓实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于外之迹；而迹虽不仁不义，亦无损于心之明。是何其简捷而易从也！循是说而不辨，几何不胥天下而浮屠之趋哉？”（《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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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番话，对朱熹即物穷理、躬行实践的观点给予表扬，而对王阳明“致良知”与“知行合一”的主张予以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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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学案小识后》一文中，曾公又云：“天生斯民，予以健顺五常之性，岂以自淑而已？将使育民淑世，而弥缝天地之缺憾。其于天下之物，无所不当究。二仪之奠、日月星辰之纪、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状、草木鸟兽之咸若、洒扫应对进退之琐，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万物皆备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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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者，天地之心也。圣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时措而咸宜。然不敢纵心以自用，必求权度而絜之。以舜之浚哲，犹且好问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则夜以继日；孔子之聚也，而有事乎好古敏求；颜渊、孟子之贤，亦曰博文、曰集义。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见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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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是以后，沿其流者百辈。间有豪杰之士，思有以救其偏，变一说则生一蔽。高景逸、顾泾阳氏之学，以静坐为主，所重仍在知觉，此变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诋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别有颜习斋、李恕谷氏之学，忍嗜欲，苦筋骨，力勤于见迹，等于许行之并耕，病宋贤为无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类矣。由后之二蔽，矫王氏而过于正，是因噎废食之类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学翕兴。平湖陆子、桐乡张子，辟诐辞而反经，确乎其不可拔。陆桴亭、顾亭林之徒，博大精微，体用兼赅。其他巨公硕学，项领相望。二百年来，大小醇疵，区以别矣。”（《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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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表明“即物穷理”，并非朱熹的独创，古圣先哲，如舜、周公、孔子、颜渊、孟子等，基本都有此主张，可见朱熹的学说的确有其历史依据。既否定陆九渊、王阳明“以本心为训”的观点，又对被近人所称道的惠定宇、戴震、颜元、李恕谷的学说略有微词。总之，曾公推崇程朱理学，而自然对其他学派难以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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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不外乎两方面。其一，唐鉴所编《学案小识》，以程朱理学为宗旨，当中所收录的内容，“大率居敬而不偏于静，格物而不病于琐，力行而不迫于隘”（见《书学案小识后》）。其二，即是曾公所谓：“吾乡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闽之学，特立独行，诟讥而不悔。岁庚子，以方伯内召为太常卿。吾乡之士，三数人者日就而考德问业。虽以国藩之不才，亦且为义理所熏蒸，而确然知大闲之不可逾。”（引语见《文集》卷一——《送唐先生南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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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起初对王阳明的学说表示不满，但对“明季流寇祻始于王学之淫诐”的观点，亦颇不以为然。曾公云：“大率明代论学，每尚空谈，惟阳明能发为事功，乃为后儒掊击，不遗余力。阳明与朱子指趣本异，乃取朱子语之相近者攀附，以为与己同符，指为《晚年定论》，整庵、亭林、杨园、白田诸公尽发其复，诚亦不无可议。乃并其功业而亦议之，且谓‘明季流寇祻始于王学之淫诐’，岂其然哉？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天下之无定论久矣。”（《书札》卷三十——《与朱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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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对程朱、陆王之争所采取的折中态度，可参见其信函《复颍州府夏教授》。当中对朱、陆之争，陆陇其对王阳明的排斥，以及汉儒、宋儒之不同，均进行折中，与此前所作《书学案小识后》中的主张，颇有出入。此大概为曾公思想演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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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汉儒、宋儒之争，前文已有述及。在此专门阐述曾公如何调和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曾公云：“承示黄南雷、孙苏门、顾亭林、李盩厔诸先生学稍偏，而毛西河、纪河间、阮仪征、戴东原、程绵庄诸君放言高论，集矢洛闽。陆清献谓‘明季学术，足经致寇’，实非苛论云云，具见日弓月矢，卫道苦心，闽洛干城，老当益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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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申公云：‘为政不在多言。’为学亦然。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具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凡泾阳、景逸、梨洲、苏门诸先生近姚江者，皆偏摭其疵，痏无完肌。独心折于汤睢州，睢州尝称：‘姚江致良知，犹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学始明。特其门徒龙溪狂谈，艮斋邪说，洸洋放肆，殃及师门，而罗近汉、周海门踵之。’然孔门有子夏，子夏之后由子方，子方之后庄周，说近荒唐，此不足以病子夏。况庄子《外篇》，多后人伪托。《内篇》文字，看似放荡无拘检，细察内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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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珩石给谏云：‘尧、舜、巢、许，皆治乱之圣人。有尧、舜而后能养天下之欲；有巢、许而后能息天下之求。’诚至论也。姚江门人，勋业如徐文贞、李襄敏、魏庄靖、郭青螺诸公，风节如陈明水、舒文节、刘晴川、赵忠毅、周恭节、邹忠介诸公，清修如邓文洁、张阳和、杨复所、邓潜谷、万思默诸公，皆由‘致良知’三字成德发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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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州致书稼书，亦微规攻击姚江之过，而于上孙征君钟元先生书及墓志铭，则中心悦服于姚江者至矣。盖苏门学姚江，睢州又学苏门者也。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苏门则慎独为功，睢州接其传。二曲则反身为学，鄠县存其录，皆有合于尼山赞《易》损益之旨。明儒之不善学姚江而祸人者，莫如‘以惩忿窒欲为下乘，以改过迁善为妄萌’二语。人之放心，岂有底止乎？……”（《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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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即是对朱、陆学说的调和；所谓“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亦是折中的态度。蒋维乔在《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将曾公列为折中于朱、王两派之人，可见其对曾公的哲学思想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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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曾公与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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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哲学思想，基本如上所述。最后，简要叙述一下曾公对佛学的看法。曾公在《纪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劝不趋，不惩不改。圣人者，因而导之以祸福之故，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咎，使贤者由勉以几安，愚者惧罚而寡罪。故《易》称余庆余殃，《书》称惠逆影响。先王所以利民，其述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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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饷强。强横之气充塞，而圣哲与奸宄同流转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间，而为轮回因果之说。其说，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悛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民乐忏悔之易，而痛其不经见之惨虐，故惧而改行，十四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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