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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申公云：‘为政不在多言。’为学亦然。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门户之见。朱子五十九岁，与陆子论‘无极’不合，遂成冰炭，诋陆子为‘顿悟’；陆子亦诋朱子为‘支离’。其实‘无极’矛盾，在字句毫厘之间，可以勿辨。两先生全书具在，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凡泾阳、景逸、梨洲、苏门诸先生近姚江者，皆偏摭其疵，痏无完肌。独心折于汤睢州，睢州尝称：‘姚江致良知，犹孟子道性善，苦心牖世。正学始明。特其门徒龙溪狂谈，艮斋邪说，洸洋放肆，殃及师门，而罗近汉、周海门踵之。’然孔门有子夏，子夏之后由子方，子方之后庄周，说近荒唐，此不足以病子夏。况庄子《外篇》，多后人伪托。《内篇》文字，看似放荡无拘检，细察内行，岌岌若天地不可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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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珩石给谏云：‘尧、舜、巢、许，皆治乱之圣人。有尧、舜而后能养天下之欲；有巢、许而后能息天下之求。’诚至论也。姚江门人，勋业如徐文贞、李襄敏、魏庄靖、郭青螺诸公，风节如陈明水、舒文节、刘晴川、赵忠毅、周恭节、邹忠介诸公，清修如邓文洁、张阳和、杨复所、邓潜谷、万思默诸公，皆由‘致良知’三字成德发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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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州致书稼书，亦微规攻击姚江之过，而于上孙征君钟元先生书及墓志铭，则中心悦服于姚江者至矣。盖苏门学姚江，睢州又学苏门者也。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苏门则慎独为功，睢州接其传。二曲则反身为学，鄠县存其录，皆有合于尼山赞《易》损益之旨。明儒之不善学姚江而祸人者，莫如‘以惩忿窒欲为下乘，以改过迁善为妄萌’二语。人之放心，岂有底止乎？……”（《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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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即是对朱、陆学说的调和；所谓“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亦是折中的态度。蒋维乔在《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中，将曾公列为折中于朱、王两派之人，可见其对曾公的哲学思想非常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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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曾公与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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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哲学思想，基本如上所述。最后，简要叙述一下曾公对佛学的看法。曾公在《纪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无欲而为善，无畏而不为不善者，此圣贤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劝不趋，不惩不改。圣人者，因而导之以祸福之故，如此则吉，不如此则凶咎，使贤者由勉以几安，愚者惧罚而寡罪。故《易》称余庆余殃，《书》称惠逆影响。先王所以利民，其述至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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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饷强。强横之气充塞，而圣哲与奸宄同流转于气数之中，或且理不胜气，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祸。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间，而为轮回因果之说。其说，虽积恶之人，立悔则有莫大之善；其不悛者，虽死而有莫酷之刑。民乐忏悔之易，而痛其不经见之惨虐，故惧而改行，十四五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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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夫水，无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无不然也，而盐井遇物不焚，烛至则灭：彼其变也。戾气感而详降，顺气感而灾生：亦其变也。君子之言，福善祸淫，犹称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虽有百变，不足以穷吾之说。是故从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则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为妄。从事后世之事变人心言之，则浮屠警世之功，与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贬，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也。”（《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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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讲，为佛教的轮回因果学说，虽然在佛门教义中属于小乘佛法，但在民间却具有很大影响力。曾公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虽然认为佛教教义十分荒诞，但亦对其警世的作用，给予赞扬。可见，曾公对佛教理论，亦持折中的态度，不愧为综合学派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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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四章 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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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伦理思想为儒家思想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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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观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虽然魏晋时期老庄思想流行，隋唐时代佛教昌盛，宋明时期儒教、佛教相混杂，但自汉代至清代的两千年间，儒家思想始终是中国的主流思想。而儒家思想当中，伦理思想又占中心地位。蔡子民先生云：“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哲学、心理学本与伦理有密切之关系，我国学者仅以是为伦理学之前提。其他曰‘为政以德’，曰‘孝治天下’，是政治学范围于伦理也；曰‘国民修其孝悌忠信，可使制梃以挞坚甲利兵’，是军学范围于伦理也；攻击异教，恒以无父、无君为辞，是宗教学范围于伦理也；评定诗古文辞，恒以载道述德、眷怀君父为优点，是美学亦范围于伦理也。”（《中国伦理学史绪论》此言确实很有见地。所以，毋庸置疑，伦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中心，而道德本位是儒家教义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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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虽然亦学习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同时采纳申不害、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但其中心思想基本不脱离儒家。我们通过考察伦理思想在曾公的全部思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即不难有此认识。曾公在回复贺耦庚的信函中，曾云：“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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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江岷樵的信函中，云：“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刑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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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诚”“孝”，只不过是我们德行的一个方面而已，但在曾公看来，关系竟然如此重大！由此可见，伦理思想在曾公的思想体系中，地位何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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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曾公的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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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伦理思想，多体现在其《家书》《家训》及《日记》当中。乍看时，只觉如一团乱丝，茫然无绪，其实其大概内容，不外乎立身处世、待人接物之道而已。为让诸位对此有一明确系统的认识，特分作对己、待人、应事、接物等四方面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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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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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己方面而言，曾公一生经常注意下列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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