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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择取师友，对于我们一生的事业成败，关系重大。对此，曾公曾云：“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此外择友，则慎之又慎。昌黎云：‘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不善吾不恶，吾强与之拒。’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卷同上——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又云：“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日记》——庚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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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待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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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仆从，虽然讲求等级严明，但亦注重主仆情义。比如，曾公致信于其弟，云：“门人陈叔，一言不合而去。……现换一周叔作门上。余颇好读《易》，旅卦：‘丧其童仆。’《象》曰：‘以旅与下，其义丧也。’解之者曰：‘以旅与下者，谓视童仆如旅人，刻薄寡恩，漠然无情，则童其亦将视主人如逆旅矣。’余待下虽不刻薄，而颇有视如逆旅之意，故人不尽忠。以后当视之如家人手足也。分虽严明，而情贵周通。贤弟待人亦宜知之。”（《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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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待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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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身居京师时，同乡颇多。曾公对待同乡，照顾周到，竭力帮助。其《家书》卷二有云：“同乡有危急事，多有就男商量者。男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佽助，办事则竭力经营。”（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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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待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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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贪官污吏，主张严厉查办。如曾公云：“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簠簋不修，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男处查访也。但须机密。”（《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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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对待贤良官吏，曾公则极力推荐或挽留。如曾公云：“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家书》卷四——咸丰元年七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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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待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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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于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向朝廷呈一奏折，讨论军饷之事；四月二十六日，又上疏，指出皇帝的三点不足，言辞直率，令不少人为之担忧。至于此次上疏的原因，曾公在咸丰元年五月十四日致信于其弟，其中有详细说明：“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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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数百金旧债，即一心以国事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毫不挂于意中。”（《家书》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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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国家的态度，于此信中表露无遗。对于曾公“谋国之忠”，左宗棠曾经表示“自愧不如”（引语见《左文襄公家书》），足可见曾公对国家何其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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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对待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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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大众之道，通过读其《家书》亦可有大概了解。如：“此后近而乡党，远而县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总之，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有此三者，自然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此刻初出茅庐，尤宜慎之又慎。若三者有一，则不为人所与矣。”（《家书》卷三——道光二十八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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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澄弟在广东处置一切，甚有道理。退念园、庄生各处程仪，尤为可取。其辨朱家事，亦为谋甚忠，虽无济于事，而朱家必可无怨。《论语》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吾弟在外，一切如此，吾何虑哉？”（《家书》卷三——道光二十八年五月初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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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己待人之道，若简括为一二字，即为“敬恕”“劳谦”诚孝。“诚孝”二字，前文已言及。“敬恕”二字，除见于曾公的《家书》《家训》中外，其《书札》中亦曾提及。如致鲍春霆的信中云：“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常常记此二字，则长履大任，福祚无量矣。”（《书札》卷六）至于“劳谦”二字，则可参看曾公的《日记》，如：“‘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劳’，所以戒惰也；‘谦’，所以戒傲也。有此二者，何恶不去？何善不臻？”（庚申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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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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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己待人之道，简要概括之，即曾公所谓的“八德”。曾公在《日记》中云：“前以八德自勉，曰：‘勤俭刚明，孝信谦浑。’近日于‘勤’字不能实践，于‘谦浑’二字，尤觉相违，悚愧无已！‘勤俭刚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孝’以施于上，‘信’以施于同列，‘谦’以施于下，‘浑’则无往不宜。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白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者耳。”（甲子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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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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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事方面而言，曾公以“明”字为主，以“平实”为归宿。比如，曾公致信于吴翔冈，云：“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明有二：曰高明，曰精明。同一境而登山者独见其远，乘城者独觉其旷，此高明之说也。同一物而臆度者不如权衡之审，目巧者不如尺度之确，此精明之说也。凡高明者欲降心抑志，以遽趋于‘平实’，颇不易易。若能事事求精，轻重长短，一丝不差，则渐‘实’矣；能‘实’则渐‘平’矣。”（《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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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兄弟的信函中，曾公亦曾提及，应事应当于“平实”处下功夫。如：“弟克复两省，勋业断难磨灭，根基极为深固。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家书》卷十——同治六年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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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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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治事之法，则有所谓的“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身到者，如作吏则亲验命盗案、亲查乡里，治军则亲巡营垒、亲冒矢石是也。心到者，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要括得拢是也。眼到者，着意看人、认真看公牍是也。手到者，于人之短长、事之关健，随笔写记，以备遗忘是也。口到者，于使人之事、警众之辞，既有公文，又不惮再三苦口丁宁是也。余近与僚友论治事之法，录贻芋仙共证之。”（《杂著》卷二——《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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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的“凡事苦心剖析，大条理、小条理、始条理、终条理，先要擘得开，后有括得拢”，即是今天科学角度上的“分析法”与“综合法”；而所谓的“身到”“眼到”，则与今天科学角度上的“实践法”颇为相似。可见，曾公已经懂得运用科学的应事方法，而此正是其能在事业上由精明归于平实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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