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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云：“仲尼既没，徒人分布四方，转相流衍。吾家宗圣公传之子思、孟子，号为正宗，其他或离道而专趋于艺。商瞿授《易》于馯臂子弓，五传而为汉之田何。子夏之《诗》，五传而至孙卿，其后为鲁申培。左氏受《春秋》，八传而至张苍。是以两汉经生，各有渊源。源远流歧，所得渐纤，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绍孔子之绝学，门徒之繁，拟于邹鲁。反之躬行实践，以究群经要旨；讲求万物之理，以尊闻而行知。数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艺则汉师为勤，言道则宋师为大，其说允已！”（同上）此段言论则是讲孔子以后至汉、宋两代的教育情况：汉代重视考据，所以就艺而言，汉代的老师最为勤勉；宋代重视义理，所以就道而言，宋代的老师最为渊博。推敲曾公此话的含意，即是汉代的老师为经师，而宋代的老师则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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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云：“元、明乃我朝之初，流风未坠。每一先生出，则有党徒景附，虽不必束脩自上，亦循循隅坐，应唯敬对。若金、许、薛、胡、陆稼书，张念芝之俦，论乎其德，则暗然；讽乎其言，则犁然而当理；考乎其从游之徒，则践规蹈矩，仪型乡国。盖先王之教泽得以仅仅不斩，顽夫有所忌而发其廉耻者，未始非诸先生讲学与群从附和之力也。《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诚珍之也。今之世，自乡试、礼部试，举主而外，无复所谓师者。间有一二高才之士，钩稽故训，动称汉京，闻老成倡为义理之学者，则骂讥唾侮。后生欲从事于此，进无师友之援，退犯万众之嘲，亦遂却焉。”（同上）此段言论是讲元、明、清三代的学风。清代初期，程朱学派依旧十分兴盛，所以师徒之间仍多讲求义理；然而至乾、嘉以后，汉学逐渐兴起，学者们纷纷投身于诂训学，所以义理之学稍有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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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教育目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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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中国历代教育情况的阐述，虽然不如近人王凤喈所作的《中国教育史大纲》翔实，但毕竟能让我们对中国教育史获得一大概了解。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曾公对我国的教育确实有相当简明的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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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教育的起源在于培养人们的良好习惯，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容易推知曾公的教育目的论。曾公在其《江宁府学记》中曾写道：“将欲黜邪慝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其弱齿，已立制防。洒扫沃盥有常仪，羹食肴胾有定时，緌缨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厚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觐》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末始终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邪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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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言论的大意即是讲，尊崇礼法是培养良好习惯的重要方法，而让一个人获得良好的习惯，或者能够辅助君主安定天下，成为人民的表率，或者能够循规蹈矩，成为洁身自好之人，则是以礼法育人的目的。由此可见，曾公的教育目的论，偏重于培养良好的人格以及塑造优秀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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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教育材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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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讲求义理之学，提倡以礼法育人，但对考据词章之学，亦未曾忽视。此点可以从曾公的教育材料论中得知。曾公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曾经作《劝学篇》，以劝勉直隶省的读书人。其中写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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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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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暗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氏。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远诸章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杂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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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对教育的目的、材料及方法，均有所论述。所谓“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乃是教育目的论。所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所谓“其文经史百家”，则是教育材料论。曾公虽然主张“以义理之学为先”，然而“多士之中”，“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所以又认为“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域”，可见曾公在推崇义理之学的同时，并未忽视考据词章之学。至于曾公所谓的“其业学问思辨”，则属于教育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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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论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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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公所说的“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等话语中可以得知，曾公的教育方法，以启发个性为宗旨。从曾公《江宁府学记》中尊崇礼法的言论中可以得知，关于教育的实施，曾公主张由生活习惯方面入手。而曾公在《答刘孟容书》中认为，治学之道在于格物诚意，“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又可见关于教学方法，曾公主张知行并重，而不局限于学问思辨。以上种种，均是曾公教育方法论中非常值得注意的观点。正是因为曾公的教育起源论以人性论为基础，十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个性，而且其教育目的论与其淑世的人生观有密切关系，所以曾公的教育方法，不仅重视对知识的研究，同时亦重视对知识的实际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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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教师，所采取的教育方法亦不同，所以曾公对教师本人的学问与德行，十分重视。曾公云：“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上智下愚不移者，凡事皆然。即以围棋论：生而为国手者，上智也；屡学而不知局道、不辨死活者，下愚也。此外皆相近之姿，视乎教者何如。教者高，则习之而高矣；教者低，则习之而低矣。以作字论：生而笔姿秀挺者，上智也；屡学而拙如姜芽者，下愚也。此外则皆相近之姿，视乎教育何如。教者钟、王，则众习于钟、王矣；教者苏、米、则众习于苏、米矣。推而至于作文亦然，打仗亦然，皆视乎在上者一人之短长，而众人之习随之为转移。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概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是真无马哉？”（《日记》——己未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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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言论与曾公所谓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好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如出一辙。可见，曾公的教育方法论中，以慎重选择教师为第一要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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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学课程的问题，曾公亦曾言及。如：“余从前教诸弟，常限以功课。近来觉限人以课程，往往强人以所难。苟其不愿，虽日日遵照限程，亦复无益。故近来教弟，但有一‘专’字耳。”（《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又云：“欲别立课程，多讲条规，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家书》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廿一日）由此可见，曾公并不坚持对课程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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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曾公的育人理念，以“专一”与“有恒”为主，同时亦主张“自由研究”“自动学习”，说明其相当重视教育对象个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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