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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治学时,经常写读书札记或笔记。其中,顾亭林的《日知录》与阎百诗的《潜邱札记》最为著名。曾公“早岁笃志为学”,亦打算将爱读之书,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庄子》《韩文》《资治通鉴》《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等,“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贯串精通,略作札记”(见前文),但后来因为军务、政务繁忙而未能完成。不过曾公对读书笔记的写法,倒是有所论及。比如在回复张廉卿的信函中写道:“凡读书笔记,贵于得间。戴东原谓‘阎百诗善看书’,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环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邮王氏,凡读一书,于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能苟同,以乱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专校异同,某字某本作某,则谓之考异,谓之校对,不得与精核大义、参稽疑谤者同日而语。”(《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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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笔记的内容,曾公似乎比较注重政治方面。比如《日记》中写道:“夜深,思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钞记,实为有益;尚未有条绪。”(辛丑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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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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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天下之大事”,大约就是指经世济民之术,虽然用现代眼光来看,可分为财政、经济、法律、政治、地理、军事等项,但在孔子所谓的四门学科中,皆属于政事范畴。至于研究方法,曾公不但主张分类记录,亦主张运用历史的方法,认真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始末,从而找到最适合当代的典章制度。真可谓真知灼见!龙梦荪云:“人之为学,求自益也,亦所以求益世也。鼓其脑力,尽量推究,正世人所袭误,补世人所未及,所以自益者在此,所以益世促文化之进步者亦在此。东西各国,莫不以发明为重,诚以学问之道,无所发明,陈陈相因,进将无望,于文化上有极大之影响也。公于求学一节,力戒盲从,谓世所袭误可以更之,世所未及可以创之,深得发明之旨。吾辈求学,果能如其所言,世所袭误必思有以更之,世所未及必思有以创之,则无短不去,有长必露,我国文化,其庶几日进而不可量也夫!”(见《曾文正公学案》)龙氏所言,虽然有推崇过当之嫌,但毕竟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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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论治学方法时,不仅注重对技艺与知识的掌握,更注重对所学知识的实践。比如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云:“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在《日记》中亦云:“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辛丑闰三月)所谓“困勉”,即困知勉行,乃就治学方法而言。至于“志大人之学”,则就治学目的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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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治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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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学的目的,曾公的言论非常多,但基本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家书》卷一——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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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德与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与淑世,换言之,即是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所以,曾公所主张的治学目的,既可以称为进德与修业,亦可以称作成就自己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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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将成就自己及他人作为治学的中心,但严格区分为人与为己,并不愿用自己的学问,投他人之所好。曾公曾云:“凡读书,有为人为己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日记》——癸卯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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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闳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如顾、阎并称,顾则为己,阎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江、戴并称,江则为己,戴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段、王并称,王则为已,段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方、刘、姚并称,方、姚为己,刘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其达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经则为己之数多,纪晓岚、阮芸台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将为已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鬯茂者也。”(《日记》——戊午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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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为己,即遵循正道,坚持操守,正直淳朴,不同流俗,虽然起初深藏不露,但时间一久便会彰显光芒。所谓为人,即歪曲自己的学问,以投世俗之所好,虽然起初锋芒毕露,但渐渐便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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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公在《送刘君椒云南归序》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如:“圣人之异于众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而已矣。天之生乎人也,耳职听而目职视,口体职言动,心职思。非所听而滥焉,非所视而淫焉,于官为不法;可以视穷者而吾弗能尽焉,可以听达者而吾弗能尽焉,于官为不称。其于口体、心思也亦然。不称者才绌;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圣人者,不轨,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盐,推而极于天下之大、鬼神之幽,离于人伦,殽于万事,凡视听所宜晰无不晰,凡言动所宜审无不审,凡心思所宜条理无不条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职,而天地万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谓践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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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所以为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为学者,吾惑焉。耳无真受,众耳之所倾亦倾之;目无真悦,众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视而回听,言不道而动不端,无过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趋焉,则不相宾异矣。为考据之说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则几,彼则否。’为词章之说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则几,彼则否。’起一强有力者之手口,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朝记而暮诵,课迹而责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气。曾不数纪,风会一度,荡然澌灭。又将有他说者出,为群意气之所会,则又焦神悴力而趋之。钧是五官百骸也,不践圣人之形,而逐众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于庸夫之毁誉,竟死而不悔,可谓大愚不灵者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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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是五官百骸也,不践圣人之形,而逐众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于庸夫之毁誉,竟死而不悔,可谓大愚不灵者也!”此话痛快至极!世上盲从附和之人请听一听!世上沽名钓誉者请听一听!世上曲学阿世之人亦请听一听!否则,你将一生都活在愚昧当中,至死也难以醒悟。人生最大的悲哀,应该莫过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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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贯主张读书应当“志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究竟是何种学问呢?周公、孔子作为儒家的中心人物,被历代学者尊称为圣人,此二人的学问,即可称为“大人之学”。然而,周公与孔子为何能够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呢?究其原因,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曲践乎所谓仁义”“尽人性”“尽物性”而已,除此之外,则没有任何奥秘可言。所以,曾公所谓“志大人之学”,即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曲践乎所谓仁义”“尽人性”“尽物性”。由此可知,曾公眼中的治学目的,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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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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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编写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所谓近代,乃始于同治元年,大概是此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的缘故。但同文馆的设立仅仅是为研究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培养对外交涉人才,而对科学方面并不十分重视。自从江南制造局与福建船政局设立附属学堂,开始教授学生机械制造方面的科学技术后,科学教育才逐渐萌芽。之后,又派遣少年赴美留学,从而开启留学先声,直接向外国学习各种科学技术,只不过当时主要针对军备方面的知识。江南制造局附设学堂教授科学,以及派遣少年出国留学,均由曾公支持。所以,回顾中国近代教育史,曾公在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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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张子高所发表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教育》一文中曾略有讲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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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初年,《天津条约》成立,人咸引为奇辱。洪、杨之乱虽戡,而捻匪猖獗,所在骚扰,正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之秋也。老成谋国之士,如曾国藩、左宗棠辈,以为欲御侮平盗,非振顿海陆军不为功;而欲整顿海陆军,非往日之艨艟斗舰、戈矛胄戟所能从事,必采用泰西之轮船枪炮而后可。然轮船枪炮,仰给舶来,乞诸其邻,亦岂计之得乎?故当时有两计划发生:其一为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合奏,创设江南制造局;其二为左宗棠奏改福建船政局。然欲事制造,必先培养人材。故江南、福建两局,不久皆附设学堂,以属于制造方面之科学,如格致算学之类,教授生徒。京师最早设立之同文馆(同治元年),仅研诵西文,科学方面则付阙如。其首先学习科学者,或当推此二处之学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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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犹以为未足,于是又发生两重要事端:一为船政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一为制造局设翻译馆,移译西方载籍。派遣学生留学,系同治十年曾国藩、李鸿章所合奏。派遣者多一时之俊,如唐绍仪、严复、伍光建等是。但维时见解,以为西人所擅长之学问,不外军政、船政、数学、格致等,若道德文章,则唯华独优,故所学者在彼不在此。试阅曾公奏议,便知其梗概矣。兹节引一段如下:‘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科。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其长技者,归而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西人学求实际,……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师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所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况能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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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馆之设,昉自同治六年,近聘口译二人、笔述三人。至光绪三十年,译成书籍,都凡百七十余部,泰半属于格致制造之学……”(见《科学发达略史·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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