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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文人治学时，经常写读书札记或笔记。其中，顾亭林的《日知录》与阎百诗的《潜邱札记》最为著名。曾公“早岁笃志为学”，亦打算将爱读之书，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庄子》《韩文》《资治通鉴》《文选》以及《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等，“仿顾亭林、王怀祖之法”，“贯串精通，略作札记”（见前文），但后来因为军务、政务繁忙而未能完成。不过曾公对读书笔记的写法，倒是有所论及。比如在回复张廉卿的信函中写道：“凡读书笔记，贵于得间。戴东原谓‘阎百诗善看书’，以其能蹈瑕抵隙，能环攻古人之短也。近世如高邮王氏，凡读一书，于正文注文，一一求其至是；其疑者非者，不能苟同，以乱古人之真，而欺方寸之知。若专校异同，某字某本作某，则谓之考异，谓之校对，不得与精核大义、参稽疑谤者同日而语。”（《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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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笔记的内容，曾公似乎比较注重政治方面。比如《日记》中写道：“夜深，思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钞记，实为有益；尚未有条绪。”（辛丑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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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皆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至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辛亥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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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天下之大事”，大约就是指经世济民之术，虽然用现代眼光来看，可分为财政、经济、法律、政治、地理、军事等项，但在孔子所谓的四门学科中，皆属于政事范畴。至于研究方法，曾公不但主张分类记录，亦主张运用历史的方法，认真研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演变始末，从而找到最适合当代的典章制度。真可谓真知灼见！龙梦荪云：“人之为学，求自益也，亦所以求益世也。鼓其脑力，尽量推究，正世人所袭误，补世人所未及，所以自益者在此，所以益世促文化之进步者亦在此。东西各国，莫不以发明为重，诚以学问之道，无所发明，陈陈相因，进将无望，于文化上有极大之影响也。公于求学一节，力戒盲从，谓世所袭误可以更之，世所未及可以创之，深得发明之旨。吾辈求学，果能如其所言，世所袭误必思有以更之，世所未及必思有以创之，则无短不去，有长必露，我国文化，其庶几日进而不可量也夫！”（见《曾文正公学案》）龙氏所言，虽然有推崇过当之嫌，但毕竟有理有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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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论治学方法时，不仅注重对技艺与知识的掌握，更注重对所学知识的实践。比如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云：“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析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者而力卒之。”在《日记》中亦云：“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辛丑闰三月）所谓“困勉”，即困知勉行，乃就治学方法而言。至于“志大人之学”，则就治学目的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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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治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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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治学的目的，曾公的言论非常多，但基本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曾公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写道：“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家书》卷一——道光二十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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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德与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与淑世，换言之，即是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所以，曾公所主张的治学目的，既可以称为进德与修业，亦可以称作成就自己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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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将成就自己及他人作为治学的中心，但严格区分为人与为己，并不愿用自己的学问，投他人之所好。曾公曾云：“凡读书，有为人为己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己的然日亡。”（《日记》——癸卯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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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闳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如顾、阎并称，顾则为己，阎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江、戴并称，江则为己，戴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段、王并称，王则为已，段则不免人之见者存。方、刘、姚并称，方、姚为己，刘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其达而在上者，李厚庵、朱可亭、秦味经则为己之数多，纪晓岚、阮芸台则不免人之见者存。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将为已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鬯茂者也。”（《日记》——戊午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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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为己，即遵循正道，坚持操守，正直淳朴，不同流俗，虽然起初深藏不露，但时间一久便会彰显光芒。所谓为人，即歪曲自己的学问，以投世俗之所好，虽然起初锋芒毕露，但渐渐便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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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公在《送刘君椒云南归序》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如：“圣人之异于众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而已矣。天之生乎人也，耳职听而目职视，口体职言动，心职思。非所听而滥焉，非所视而淫焉，于官为不法；可以视穷者而吾弗能尽焉，可以听达者而吾弗能尽焉，于官为不称。其于口体、心思也亦然。不称者才绌；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圣人者，不轨，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盐，推而极于天下之大、鬼神之幽，离于人伦，殽于万事，凡视听所宜晰无不晰，凡言动所宜审无不审，凡心思所宜条理无不条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职，而天地万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谓践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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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之所以为周公，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为学者，吾惑焉。耳无真受，众耳之所倾亦倾之；目无真悦，众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视而回听，言不道而动不端，无过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趋焉，则不相宾异矣。为考据之说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则几，彼则否。’为词章之说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则几，彼则否。’起一强有力者之手口，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朝记而暮诵，课迹而责音，竭己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气。曾不数纪，风会一度，荡然澌灭。又将有他说者出，为群意气之所会，则又焦神悴力而趋之。钧是五官百骸也，不践圣人之形，而逐众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于庸夫之毁誉，竟死而不悔，可谓大愚不灵者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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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钧是五官百骸也，不践圣人之形，而逐众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于庸夫之毁誉，竟死而不悔，可谓大愚不灵者也！”此话痛快至极！世上盲从附和之人请听一听！世上沽名钓誉者请听一听！世上曲学阿世之人亦请听一听！否则，你将一生都活在愚昧当中，至死也难以醒悟。人生最大的悲哀，应该莫过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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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贯主张读书应当“志大人之学”。所谓“大人之学”，究竟是何种学问呢？周公、孔子作为儒家的中心人物，被历代学者尊称为圣人，此二人的学问，即可称为“大人之学”。然而，周公与孔子为何能够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呢？究其原因，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曲践乎所谓仁义”“尽人性”“尽物性”而已，除此之外，则没有任何奥秘可言。所以，曾公所谓“志大人之学”，即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其职”“曲践乎所谓仁义”“尽人性”“尽物性”。由此可知，曾公眼中的治学目的，不外乎进德与修业，成就自己与成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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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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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新城编写的《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所谓近代，乃始于同治元年，大概是此年北京创立京师同文馆的缘故。但同文馆的设立仅仅是为研究学习外国语言文学、培养对外交涉人才，而对科学方面并不十分重视。自从江南制造局与福建船政局设立附属学堂，开始教授学生机械制造方面的科学技术后，科学教育才逐渐萌芽。之后，又派遣少年赴美留学，从而开启留学先声，直接向外国学习各种科学技术，只不过当时主要针对军备方面的知识。江南制造局附设学堂教授科学，以及派遣少年出国留学，均由曾公支持。所以，回顾中国近代教育史，曾公在其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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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与中国近代教育的关系，张子高所发表的《近五十年来中国之科学教育》一文中曾略有讲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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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初年，《天津条约》成立，人咸引为奇辱。洪、杨之乱虽戡，而捻匪猖獗，所在骚扰，正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之秋也。老成谋国之士，如曾国藩、左宗棠辈，以为欲御侮平盗，非振顿海陆军不为功；而欲整顿海陆军，非往日之艨艟斗舰、戈矛胄戟所能从事，必采用泰西之轮船枪炮而后可。然轮船枪炮，仰给舶来，乞诸其邻，亦岂计之得乎？故当时有两计划发生：其一为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合奏，创设江南制造局；其二为左宗棠奏改福建船政局。然欲事制造，必先培养人材。故江南、福建两局，不久皆附设学堂，以属于制造方面之科学，如格致算学之类，教授生徒。京师最早设立之同文馆（同治元年），仅研诵西文，科学方面则付阙如。其首先学习科学者，或当推此二处之学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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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后，犹以为未足，于是又发生两重要事端：一为船政局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一为制造局设翻译馆，移译西方载籍。派遣学生留学，系同治十年曾国藩、李鸿章所合奏。派遣者多一时之俊，如唐绍仪、严复、伍光建等是。但维时见解，以为西人所擅长之学问，不外军政、船政、数学、格致等，若道德文章，则唯华独优，故所学者在彼不在此。试阅曾公奏议，便知其梗概矣。兹节引一段如下：‘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科。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凡游学他国，得其长技者，归而延入书院，分科传授，精益求精，其于军政、船政，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西人学求实际，……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师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所不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况能得其法，归而触类引伸，视今日所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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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馆之设，昉自同治六年，近聘口译二人、笔述三人。至光绪三十年，译成书籍，都凡百七十余部，泰半属于格致制造之学……”（见《科学发达略史·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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