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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曾公的人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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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扶持礼教，重塑官场刚正清廉之风，其关键在于对人才的利用。所以，曾公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书札》卷十二）在《应诏陈言疏》中亦写道：“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奏疏》卷一）然而，利用人才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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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曾公所作的《应诏陈言疏》来看，曾公认为在人才的收罗与利用方面，“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就曾公的其他遗著来看，曾公认为还要懂得访求之道、任用之方以及待遇之法。曾公利用人才的方法如此繁多，可见其对用人一事的重视程度，亦可见利用人才的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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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人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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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转移人才之道、培养人才之方以及考察人才之法，曾公在《应诏陈言疏》中有十分详细的论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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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万寿圣节，不许间断；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与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张偾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肯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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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人才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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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片语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骥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参，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浡然兴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穑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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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内廷四人；礼部六堂，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内廷。在诸臣，随侍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匆匆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一顾，又焉能达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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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之愚见，欲请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浅深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圣主之胸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皇上偶有超擢，则楩楠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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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人才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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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识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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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考本朝以来匡言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高宗，袁铣以寡欲规大行皇帝，皆蒙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朝者也。今皇上御极之初，又特诏求言，而褒答倭仁之诏，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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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皇上求言甚切，恐纷纷诸臣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歝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奏疏》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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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曾公以上的言论可知，所谓转移人才之道，要点有二：一为勉励臣子努力治学，二为君主本人以身作则。所谓培养人才之方，要点有四：一为谆谆教导，二为甄别优劣，三为令各部推荐保举，四为对优秀人员破格提拔。至于考察人才之法，虽然古代帝王将官员的政绩与官员的言论二者并重，但曾公鉴于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则认为应以考察官员的言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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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上各种方法，均仅就君主而言，往往不适用于普通人士。所以，曾公在其《文集》及《书札》中所谈论的转移之道、培养之方、考察之法，内容与《应诏陈言疏》中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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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原才篇》中写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谓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智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应，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位，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据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据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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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负有转移人才之责的人，并非仅仅指君主一人，而是包括所有承担政治责任的人。此处的论调与前面的《应诏陈言疏》相比，稍有变化，估计是所面对的陈述对象不同的缘故。陈安仁在所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中，根据曾公《原才篇》中的论述，认为曾公主张“政治家当负领导社会的责任”。此言深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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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主张政治家应当担负起领导社会的责任，而且希望教育家亦能担负领导社会的责任。比如，其在《劝学篇》中曾云：“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杂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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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负有转移人才之责的人，不仅指政治家，亦包括教育家。至于转移之道，即是从自身出发，做众人表率。曾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认为人格拥有无穷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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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人才之道，基本以身教为主；培养人才之方，则主要在于言教。曾公对于培养人才之方，虽然在《应诏陈言疏》列举多种，但就普通人而言，则应以谆谆教导为主要途径。其他如甄别优劣、令各部推荐保举、对优秀人员破格提拔等三条，虽然与培养人才有关，但归根结底属于待遇人才、任用人才的范畴。曾公曾云：“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日记》——己未九月）其中所谓“宏奖人材，诱人日进”，即是曾公的培养人才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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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袁小午的信函中，写道：“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书札》卷三十三）又在回复许仙屏的信函中写道：“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米汤若醍醐之灌顶，高帽若神山之冠鳌’，昔胡文忠每以此法诱掖将才。今阁下以此法诱掖诸生，何患人才不浮然兴起？”（卷同上）此两处所言，均与培养人才有关。由此可见，培养人才时，不仅可以采用言教，予以表扬鼓励，亦可以将其放置在逆境中，进行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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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考察人才之法，曾公在《应诏陈言疏》中，认为应当以考察言论为主，且主张“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此方式显然不能适用于所有人。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称曾公“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庸庵文编》）。由此可见，曾公在考察人才时，并非仅仅注重对方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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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欧阳功甫的信函中云：“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书札》卷一）即指在考察人才时，应当注意对方的志向与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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