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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原才篇》中写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谓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智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应，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位，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据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据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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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负有转移人才之责的人，并非仅仅指君主一人，而是包括所有承担政治责任的人。此处的论调与前面的《应诏陈言疏》相比，稍有变化，估计是所面对的陈述对象不同的缘故。陈安仁在所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中，根据曾公《原才篇》中的论述，认为曾公主张“政治家当负领导社会的责任”。此言深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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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主张政治家应当担负起领导社会的责任，而且希望教育家亦能担负领导社会的责任。比如，其在《劝学篇》中曾云：“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渎；和者如支河沟浍，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杂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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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负有转移人才之责的人，不仅指政治家，亦包括教育家。至于转移之道，即是从自身出发，做众人表率。曾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认为人格拥有无穷的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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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人才之道，基本以身教为主；培养人才之方，则主要在于言教。曾公对于培养人才之方，虽然在《应诏陈言疏》列举多种，但就普通人而言，则应以谆谆教导为主要途径。其他如甄别优劣、令各部推荐保举、对优秀人员破格提拔等三条，虽然与培养人才有关，但归根结底属于待遇人才、任用人才的范畴。曾公曾云：“君子有三乐：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后憩息，三乐也。”（《日记》——己未九月）其中所谓“宏奖人材，诱人日进”，即是曾公的培养人才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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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袁小午的信函中，写道：“人才非困厄则不能激，非危心深虑则不能达。”（《书札》卷三十三）又在回复许仙屏的信函中写道：“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米汤若醍醐之灌顶，高帽若神山之冠鳌’，昔胡文忠每以此法诱掖将才。今阁下以此法诱掖诸生，何患人才不浮然兴起？”（卷同上）此两处所言，均与培养人才有关。由此可见，培养人才时，不仅可以采用言教，予以表扬鼓励，亦可以将其放置在逆境中，进行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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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考察人才之法，曾公在《应诏陈言疏》中，认为应当以考察言论为主，且主张“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此方式显然不能适用于所有人。薛福成在《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中，称曾公“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才”（《庸庵文编》）。由此可见，曾公在考察人才时，并非仅仅注重对方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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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欧阳功甫的信函中云：“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盛隆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书札》卷一）即指在考察人才时，应当注意对方的志向与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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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方子白的信函中云：“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传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书札》卷十二）即指在考察人才时，应当注重对方的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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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李黼堂的信函中云：“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书札》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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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郭意城的信函中云：“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重。择吏之道，亦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二语。”（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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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曾公在考察人才时，对考察对象的品行、态度、思想、言语，均非常注意。能够清楚对方的志向与品位，自然最好；但若不能，就须对其品行、态度、学识、思想各方面情况进行综合考察，以达到最全面真实的了解。曾公在考察政治人才时，常常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两句作为参考标准，可谓非常实在。其“知人之鉴”之所以“超轶古今”，大概就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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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求人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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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注重对人才的转移、培养以及考察，而且非常留心对人才的访求。当人才尚未成熟时，应当对其进行转移与培养；待到人才已经成熟时，则应当对其进行考察；至于尚未被收罗进来的成熟人才，则应当对其进行访求。而在访求人才时，须采取何种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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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李黼堂的信函中云：“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又如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书札》卷十二）又在回复方存之的信函中云：“搜求人才，采纳众议，鄙人亦颇留心。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若不分真伪，博收杂进，则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皂。阳骄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书札》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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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曾公所言，所谓访求人才之道，即是在以类相求的同时要分别真伪，在求贤若渴的同时要嫉恶如仇。若能如此，则无需四处访求而贤才自会主动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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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人才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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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才已经被访求到时，势必要对其加以任用。然而，每位人才都有其长处与短处，不可能完美无缺，所以自然不能对所搜罗到的人才不加以区别而胡乱任用。因此，我们不仅要讲求访求人才之道，亦要斟酌任用人才之方。曾公知人善任，在任用人才的方法上，自然有其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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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书札》中，曾公曾云：“用人之道，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书札》卷十二——复李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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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多者，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语言无此防彼碍之弊。其失也奄奄无气，凡遇一事，但凭书办家之口说出，凭文书写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乡气多者，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行事则知己不知人，语言则顾前不顾后。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议先腾。两者之失，厥咎维均。人非大贤，亦断难出此两失之外。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故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必取遇事体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赵广汉好用新进少年，刘晏好用士人理财，窃愿师之。”（《书札》卷十二——复李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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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在《日记》中，曾公写道：“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动谓无人可用。”（己未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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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大君以生杀予夺之权授之督抚将帅，犹东家以银钱货物授店中众伙。若保举太滥，视大君之名器不甚爱惜，犹之贱售浪费，视东家之货财不甚爱惜也。介之推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余则略改之曰：‘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假大君之名器以市一己之私恩乎！’余忝居高位，惟此事不能力挽颓风，深为惭愧！”（癸亥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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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以上所言，似乎并未包含多少神秘性，只不过是秉持公正忠厚之心与谨慎的态度，只求实际，不务虚名而已。但若真能如此，则在用人时，即便不能尽善尽美，也不会有很大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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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任用人才时，只喜欢用忠诚老实之人，所以虽然以知人善任闻名于当时，但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对此，曾公曾云：“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犛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杂著》卷四——《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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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只爱任用忠诚老实之人，是因为曾公不仅在德行方面严于律己，而且用良好的操守作为择人的标准，以避免为天下后世开坏风气之先。曾公在其《笔记》中有《才德》一文，对此曾作简略陈述，如：“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谲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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