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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务方面而言，曾公虽然十分强调对人才的搜罗，但亦未曾忽略对处理政务的重视。所以其在《日记》中写道：“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治事不外四端：曰经分，纶合，详思，约守。操斯八术以往，其无所失矣！”（壬戌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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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郭嵩焘的信函中亦写道：“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道。故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书札》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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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曾公所作《劝诫浅语十六条》中的《劝诫州县四条》与《劝诫委员四条》，对为政者的职务曾有具体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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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劝诫州县四条》云：“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捡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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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明刑法以清讼。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又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谳结不得不迅结。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萎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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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重农以厚生。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纾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于逃徙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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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杂著》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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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规定，虽然是就州县官员而言，但其实并非仅适用于州县官员；上至道府级官员，下至州县府衙内的佐杂官员，但凡负有政治责任，皆可参考此四条规定。所以曾公在《劝诫州县四条》后面注：“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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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劝诫委员四条》后面，曾公则注：“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说明此四条是针对被专门委以特定工作的官员而言，所以与《劝诫州县四条》的表述有所不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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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习勤劳以尽职。观于田夫农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爱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大抵勤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观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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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曰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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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曰勤学问以广才。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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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曰戒傲惰以正俗。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偾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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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诫委员四条》与《劝诫州县四条》相比较，除“崇俭约以养廉”一条完全相同外，其余各条则均不相同。但其实二者的基本要求，均不外乎知人善任与通晓事理。所以，曾公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以知人晓事作为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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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诫委员四条》能够涵盖曾公理想中的政治人才所应具备的全部品质。所谓“习勤劳以尽职”，则是就职务方面而言；所谓“崇俭约以养廉”，则是就道德方面而言；所谓“勤学问以广才”，则是就才能方面而言；所谓“戒傲情以正俗”，则是就责任方面而言。至于态度方面，不外乎勤劳谦谨，均渗透在以上四条内容之中。另外，根据“勤学问以广才”一条的内容，可知曾公所谓的委员，包括军事人员、政治人员、财务人员与文书人员。所以毋庸置疑，《劝诫委员四条》其实适用于所有政治人员。若仅就政治的狭义而言，《劝诫委员四条》中的规定本属于吏事范畴，只适用于安抚百姓、催收租税、审理案件、督促农事等工作。但就政治的广义而言，则军政、财政、内务、外交，无一不在政治范畴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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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论对待绅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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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论述的内容，均仅就从政者而言。而社会上除从政者之外，还有绅士阶层与普通民众，皆与从政者有很大关系。所以，在讨论政治思想时，如何对待绅士，以及如何爱护民众，亦是需要注意的事情。曾公对此两点，均有相关言论。如曾公所作的《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其中第十条为“奖借人才，变易风俗”，即是讲如何对待绅士。其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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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欲厚风俗，不得不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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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乡大夫宾兴贤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艺而登进之。后世风教日颓，所谓六德者，不可得而见矣。至于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孝、友则宗族敬服，睦、婣则亲党敬服，今世未尝无此等人也。任则出力以救急，恤则生财以济穷，今世亦未尝无此等人也。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今世取士，用文字、诗赋、经策，其事虽异，其名曰艺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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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牧令，即古乡大夫之职，本有兴贤举能之责。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贤士。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姻为亲党所信者，是为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担当难事，出财以襄成义举者，是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者，是为有学之科。仰各州县采访保举，一县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无所举，及举而不实者，该县令皆予记过。教官如确有所见，亦可随时禀保。举有德者，本部堂或寄匾额以旌其宅，或延致来省，赐之酒食，馈以仪物。举有才者，本部堂或饬属派充团长，酌给薪水，或调省一见，札令帮办捕务。举有学者，本部堂或荐诸学使，量加奖拔，或召之来省肄业，优给膏火。每州每县，皆有数人为大吏所知，则正气可以渐伸，奸宄因而敛迹。此虽与清讼无涉，而端本善俗，尤在于此。用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诸良吏勿以为迂而忽之！”（《杂著》卷四）即是说，对待地方绅士，从政者应当经常拜访保举，或给以很高的礼遇，或给以言语上的褒奖，从而能够收到“用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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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曾公在致胞弟曾国荃的信函中，亦谈及对待绅士之道，与上文相比，虽然言语十分简略，但意思大致相同。信中写道：“用绅士不比用官。彼本无任事之责，又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出力以急公者？贵在奖之以好言，优之以廪给，见一善则痛誉之，见一不善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亦潜移而默转矣。”（《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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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作的《劝诫浅语十六条》中，有《劝诫绅士四条》，其原注云：“本省卿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其中关于对待绅士之道，有十分详细的阐述。曾公对绅士阶层所寄予的期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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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曰保愚懦以庇乡。军兴以来，各县皆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派勒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就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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