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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恽次山的信函中写道：“大氐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逾，不可因讥议而馁沉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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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陈舫仙的信函中写道：“京师物议与枢密消息，随时变迁。每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群疑众谤、浮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惟卓然自立之士，历常变红黑而终不改其度。阁下此次进京，时日无几，而天眷物论似均优许，望阁下弗引之以自喜；将来设有訾议吹求，恩眷少替，望阁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专求自立之道，私事则行己与读书二者并进，公事则吏治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而以诚字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讥，若倾黄河以涤凝污，岂待辨哉？”（《书札》卷二十四）两封信言辞恳切，均强调要脚踏实地，自立自强，而不应以他人的毁誉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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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对从事政治之人而言，应当多关注自己在用人方面处理是否得当，而不应过于在乎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曾公之所以有如此认识，不但是因为其见解超群，更是缘于其丰富的阅历。当曾国荃担任湖北巡抚时，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中写道：“督抚本不易做，近则多事之秋，必须筹兵筹饷。筹兵则恐以败挫而致谤，筹饷则恐以搜括而致怨，二者皆易坏声名。而其物议沸腾，被人参劾者，每在用人之不当。沅弟爱博而面软，向来用人失之于冗。以后宜慎选贤员，以救率字之弊；少用数员，以救冗字之弊。位高而资浅，貌贵温恭，心贵谦下。天下之事理人力，为吾辈所不深知、不及料者多矣，切勿存一自是之见。用人不率，存心不自满，二者本末俱到，必可免于咎戾，不坠令名。至嘱至嘱，幸勿以为泛常之语而忽视之！”（《家书》卷十——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足以说明，曾公的政治思想与其自身丰富的阅历之间，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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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处理政事时，“不执己见，亦不轻徇人言，必确见利害所在，而后舍己从之”。由此可见，曾公既不是思想顽固之流，亦不是盲从他人之辈。曾公不仅对社会舆论抱如此态度，而且对于别人的建议亦抱如此态度。比如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信函中云：“至于集思广益，本非易事，而施之于会城之内，尤易为人欺蔽。日之抵吾门者，或上书献策，或面陈机宜，大抵不出尊书三端之外，抑所谓阳骄者也。然因此而尽废吐握之风，则又不可。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我思古人，殆应如此，而区区则未逮矣。”（《书札》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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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当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外广延纳而万流赴壑，乃为尽善。”曾公能有如此的态度与见解，相当值得赞赏。近来所谓的大政治家之风度，不正是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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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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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政治的人，固然应当留心舆论，借此以砥砺自己，但同时更应当关注军事情形，从而使政治局面稳如磐石。军事与政治，二者关系至为密切。对此，曾公在致郭嵩焘的信函中云：“大抵吏治与军务相表里。皖省群盗如毛，人民相食，或百里不见炊烟，虽有龚、黄良吏，从何施手？”（《书札》卷二十二）即是说，地方上社会动荡，盗匪横行，若不先发动兵力肃清混乱局面，政治举措必将无法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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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毛寄云的信函中云：“方今大难未平，虽专任地方，亦不能不主持军事。望阁下留意人才，以备折冲御侮之选。三年之艾，不以未病而不蓄；九畹之兰，不以无人而不芳。”（《书札》卷十一）即是说，如今大难未平，隐患丛生，虽然仅负责地方上的政事，但对军事方面的人才，亦须时刻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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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在回复郭意城的信函中写道：“军兴太久，地方糜烂。鄙意一面治军剿贼，一面择吏安民，二者断不可偏重。”（《书札》卷十二）则是说，对待军事与吏治两方面，应当双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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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良好的军事有利于政治，而且清明的政治同样有利于军事。因为军事的作用在于平定叛乱，而政治的作用在于安定民心。仅以军事，虽然能够平定叛乱，但未必能稳定民心，叛乱的根源仍然存在。所以，曾公在致彭玉麟的信函中写道：“公于吏事，不宜放松，风气之所系，与兵事息息相关也。”（《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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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九节 论政治与财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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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打仗、处理政事，二者均需以充足的财力作保障。所以，政治与财政亦有密切的关系。曾公在回复刘印渠的信函中云：“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下手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书札》卷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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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节 曾公的财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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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军事与讲究吏治，均要耗费大量的财力。所以，对于理财之道，我们自然不能置之不讲。下面，我们来探讨曾公在财政政策上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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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财政管理方面，不仅重视开源，更关注节流。曾公在回复李黼堂的信函中云：“理财之道，莫患乎上不归官，下不归民，而归于中饱之蠹。”（《书札》卷二十八）即是说，理财时，应当把节流摆在重要地位。曾公之所以有此主张，是因为有先例可循，比如曾公在此信函中又云：“往年胡、严二公兴办鄂厘，甲于天下，鄂省赖以富强，至今尚蒙其利。其法不外‘精察耐烦，锱铢必较’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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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厘金征收方面，主张要杜绝中饱私囊的弊政；在田赋征收方面，则主张要严厉打击浮收的现象。总之，对多向百姓征收，少向上级缴纳，从而中饱私囊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曾公在回复丁日昌的信函中云：“州县陋规，以不催正供为市恩之地，即以多征少解为中饱之谋。胡文忠昔年痛憾此风，故专以催科课州县之贤否，且谓‘阳城二语，为不肖州县之护身符’，又谓‘后世正赋，比三代之什一，轻减倍蓰。催征则导民亲上急公之忱，不催征则长民犯上作乱之机’等语。国藩亦深以胡文忠之论为然，但须力禁浮收。……既革浮收，则催征乃州县之本分，民间之大义，不可放松。”（《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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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盐务方面，曾公曾有比较详细的言论。比如曾公在《家书》中写道：“盐务利弊，万言难尽，然扼要亦不过数语。太平之世两语，曰：‘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乱离之世两语，曰：‘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何谓‘出处防偷漏’？盐出海滨场灶，商贩赴场买盐，每斤元盐，价二三文，交灶丁收；纳官课五六文，交院司收。其有专完灶丁之盐价，不纳院司之官课者，谓之私盐，即偷漏也。何谓‘售处防侵占’？如两湖、江西，均系应销淮盐之引地，主持淮政者，即须霸住三省之地，只许民食淮盐，不许鄂民食川私、湘民食粤私、江民食闽私，亦不许川、闽、粤各贩侵我淮地，此谓防侵占也。何谓‘暗贩抽散厘’？军兴以来，细民在下游贩盐，经过贼中金陵、安庆等处，售于上游华阳、吴城、武穴等处，无引无票无照，是谓暗贩。无论贼卡官卡，到处完厘，是谓抽散厘也。何谓‘明贩收总税’？去年官帅给票与和意诚号，本年乔公给票与商人和骏发号，目下余亦给票与和骏发，皆令其在泰州运盐，在运司纳课，用洋船拖过九洑州，在于上游售卖。售于湖北者，在安庆收税，每斤十文半；在武昌收九文半。售于江西者，在安庆每斤收十四文，在吴城收八文。此所谓明贩收总税也。”（《家书》卷八——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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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书札》中写道：“凡盐务无他谬巧，有六字诀，曰‘来得松，销得旺’而已。官运如此，商运亦如此。票商如此，网商亦如此。甚至大枭私贩，莫不如此。总须依此六字而后有利可图。”（《书札》卷二十八——复李松崖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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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来得松”，即是指产品的原料容易获取；所谓“销得旺”，即是指产品的销路十分良好。只有当供过于求时，产品的原料才能容易获得；只有当求过于供时，产品的销路才会良好。来得松，则生产成本较低；销得旺，则销售利润较大。对于盐务，曾公认为必须“来得松，销得旺”，方才有利可图。此观点与经济学上的供求规律似乎相当契合。可见，曾公虽然从未涉足科学领域，但其头脑中总能闪现出一些与近来所兴起的科学理论相一致的思想火花。至于曾公所提及的“出处防偷漏，售处防侵占；暗贩抽散厘，明贩收总税”，即是当时征收盐税的全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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