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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赋税征收方面，值得担忧的问题不在于征收法制的优劣，而在于征收人员素质的好坏。所以，曾公在回复李黼堂的信函中云：“江西厘务，立法不为不密，只因各卡之贤员过少，遂觉前此之成法皆虚。”（《书札》卷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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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至用人一节，实为万事根本。为德为才，得一已难，两者兼全，更不数觏。必欲概选贤员，分部各卡，是岂咄嗟能办？且先求一二诚实人员，姑解欺饰之习，徐图整顿之方。”（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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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观曾公的理财之道，不外乎开源与节流，而节流又比开源重要；至于整顿财政的方法，则不外乎用人与立法，而用人又比立法重要；而其筹划财政的具体情况，在第六章《中年生活（二）》之“经济生活”一节中，已作大概叙述，所以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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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一节 曾公的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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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派遣李鸿章率兵支援上海后，曾公鉴于李鸿章经常要与外国人交涉，因此往往在致李鸿章的信函中，就当时所谓的洋务发表自己的见解。加上曾公晚年时曾审理过天津教案，所以对于曾公在外交政策上的主张，我们亦可以展开一番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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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公在对外交涉时，主要秉持孔子所谓“言忠信，行笃敬”的处事原则。比如曾公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写道：“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书札》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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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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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与外国交涉时，对于细枝末节不必斤斤计较，但是对于关系重大之事，则应拼命争取。曾公在回复吴竹庄的信函中云：“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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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亦云：“夷兵待我兵，敬让加礼。何伯待阁下词意和顺，此最好机括。但宜戒我军弁勇，谦卑逊顺，匪骄匪傲。语言之间，莫含讥讽；银钱之间，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勾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致无端欺凌。既不被其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书札》卷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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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的读书人，严格遵循古训，常常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所以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举止上往往疏远对方，态度上亦相当含浑。而曾公亦不例外，所以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云：“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貊、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形迹总以疏淡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立，则彼必愈求亲昵，此一定之情态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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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与洋人交际，丰裁不宜过峻，宜带浑含气象。渠之欺侮诡谲，蔑视一切，吾若知之，若不知之，恍似有几分痴气者，亦善处之道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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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对外交涉方面，虽然主张态度含浑，但依旧认为要以诚信为主。其在回复郭嵩焘的信函中写道：“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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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应敏斋的信函中写道：“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非必显违条约，轻弃前诺，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颦笑之间，亦须有真意载之以出。心中待他只有七分，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书札》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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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之道，虽然有赖于高超的外交辞令，但主要以强大的国力为后盾。曾公认为，若要在外交中取得胜利，应当首先寻求自强之道。此观点可谓深有见地。曾公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云：“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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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云：“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居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憾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壬戌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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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曾公认为在对外交涉时，切忌激怒众国，以免导致自己国家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其在回复窦佩蘅的信函中云：“窃谓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结一国之小怨，而断不可激各国之众怒。”（《书札》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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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不愿激怒众国，所以曾公在审理天津教案时，态度稍显柔弱，结果招致国人的强烈不满。曾公在回复窦佩蘅的信函中，曾就此事解释道：“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由此可见，曾公的外交政策确实以国力为转移，所以，当时曾公稍显软弱的处事态度，根本无可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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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云：“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大变于往古。曾国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定条约，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校。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代李伯相拟陈督忠臣勋事实疏》）此段论述，可谓是对曾公外交策略的极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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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二节 团务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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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讲究洋务，主要是在其晚年时期；至于办理团务，则主要是在其中年时期。团务以清查户口、稳定地方秩序为主要职能，所以实际属于政治范畴。凡是曾公关于团务方面的言论，基本属于其政治思想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将之放在此处加以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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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办理团练初期，曾经专门致信湖南各州县中德高望重的乡绅耆老，阐明团练的意义。信中写道：“团练之道非他，以官卫民不若使民自卫，以一人自卫不若与众人共相卫，如是而已。其有地势利便，资财丰足者，则或数十家并为一村，或数百人结为一寨，高墙深沟，屹然自保。如其地势不便，资财不足，则不必并村，不必结寨，但数十家联为一气，数百人合为一心，患难相顾，闻声相救，亦自足捍御外侮。农夫牧童，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需费无多，用力无几，特患我民不肯实心奉行耳。”（《书礼》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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