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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在选拔将才方面做到尽善尽美，的确不容易。所以，曾公在回复庄卫生的信函中云：“承询选将一节，猥以湖湘俊彦朋兴，推求汲引之原，鄙人瞀瞀，奚足以言衡鉴？风云际遇，时或使之，生当是邦，会逢其适，于鄙钝初无与也。抑又窃疑古人论将，其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之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斯先哲之恒言，虽愚蒙而可勉。”（《书札》卷八）选将时，固然不必拘于一格，但在所谓不拘一格的同时，依然要有一定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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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书札》中对选将标准的论述，基本就是上面所摘引的内容。而在其《家书》中，亦有相关言论，如：“大约选将以打仗坚忍为第一义；而说话宜有条理，利心不可太浓，两者亦第二义也。”（《家书》卷八——同治元年六月二十三日）所谓“打仗坚忍”，即前面所提及的“临阵胆识”；所谓“利心不可太浓”，即前面所提及的“不急名利”。至于“说话宜有条理”，则与前文中的“才堪治民”颇有关系。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写道：“杨镇南之不足恃，余于其平日之说话知之。渠说话最无条理。凡说话不中事理、不担斤两者，其下必不服。故《说文》君字后字从口，言在上位者，出口号令，足以服众也。”（《家书》卷七——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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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时观察其胆识，平时则观察其言行。选择将才的方法，大致就是如此。而曾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忽视对人才的考察。所以，石达开评价曾公，云：“虽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大帅如此，实起事以来所未觏也。”（见薛福成所作《石达开就擒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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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论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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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称曾公“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仅是对曾公在善于选将方面的赞赏。而王闿运称曾公“以惧教士，以惧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见《湘军志·营制篇》），则说明曾公不仅善于选将，而且善于带将。韩信善于带兵，而汉高祖善于带将；鲍超、杨岳斌善于带兵，而曾公善于带将。古往今来，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事件，却包含相同的道理，倒也是一有趣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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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公善于带将，那么其带将之道究竟如何？曾公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云：“用兵之道，最贵自立，不贵求人；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书札》卷十九）即是说，带将之道，首先是以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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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云：“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军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小必济’。反是，乃败道也。”（己未六月）即是说，带将之道，贵在既能宽容又不失威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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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云：“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书札》卷二十五）而在致李瀚章的信函中亦云：“仆于各统将，以保持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卷同上）即是说，带将之道，关键不在于以地位与金钱相激励，而在于能够成就其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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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曾写道：“营务处之之道，一在树人，一在立法。有心人不以不能战胜攻取为耻，而以不能树人立德为耻。树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陶熔造就。”（己未九月）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亦写道：“潘、刘二人，志定而气充。若时时以嘉言浸灌，扩其识量，坚其趋向，将来沪上防务，当可令渠二人留守。”（《书札》卷十八）则是说，带将之道，既在于知人善任，又在于能够栽培将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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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将本来就不容易，何况带领脾性暴戾、难以驾驭的悍将呢？而曾公对此自然心中有数，比如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李世忠穷困如此，既呼吁于弟处，当有以应之。……此辈暴戾险诈，最难驯驭，投诚六年，官至一品，而其党众，尚不脱盗贼行径。吾辈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百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讼告者，必当剖明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家书》卷八——同治元年四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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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六节 论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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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是曾公在如何遴选与驾驭将才方面的主张，而其对如何任用人才、如何处理军中事务，亦常常有所论述。曾公曾云：“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又云：“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见前文）此道理不仅适用于负有最高政治责任的人，而且同样适用于负有最高军事责任的人。曾公为何善于挑选与带领将才？其实就是因为知人、晓事罢了。蔡松坡在其所辑录的《曾胡治兵语录》中，对曾公关于知人、晓事的论调，极为赞同：“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为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愤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透。不知人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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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松坡不仅赞赏曾公在知人、晓事方面的观点，而且对曾公在用人时光明磊落的胸襟亦十分敬佩，如云：“昔贤于用人之端，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其宅心之正大，足以矜式百世。曾公之荐左中堂而劾李次青，不以恩怨而发举劾，名臣胸襟，自足千古！”（见《曾胡治兵语录》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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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任用人才之方，前文已有相关评述。此处则仅就前文未曾提及的言论，略述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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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曾公在回复李希庵的信函中云：“大约上等贤哲当以天缘遇之，中等人才可以人力求之。阁下眼界过高，将来恐全无中彀之人。程子告司马温公曰：‘愿相公宁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贤之心自此而隳。’阁下味此二语，庶几悬格渐低，取士渐广。”（《书札》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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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我徐徐教育可也。”（《家书》卷八——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即是说，用人标准不能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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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来示：‘用德不如用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精理名言，至当不易！”（《书札》卷十九）即是说，任用某人时，应当先赢得此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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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至胞弟的信函中，又云：“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家书》卷六——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即是说，用人时，应当不论亲疏，只问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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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称曾公“能识拔贤将”，是就用人方面而言；至于称曾公“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则是就治事方面而言。可见曾公不仅善于用人，同时亦善于治事。知人晓事，曾公确实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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