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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来示：‘用德不如用人；用人当先得其心，而后得其力。’精理名言，至当不易！”（《书札》卷十九）即是说，任用某人时，应当先赢得此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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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至胞弟的信函中，又云：“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弟当常以求才为急。其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家书》卷六——咸丰八年四月初九日）即是说，用人时，应当不论亲疏，只问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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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称曾公“能识拔贤将”，是就用人方面而言；至于称曾公“规划精严，无间可寻”，则是就治事方面而言。可见曾公不仅善于用人，同时亦善于治事。知人晓事，曾公确实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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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七节 论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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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治事之法，重在“五到”。对此，前文已有提及。另外，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主张，治事时不仅要眼光长远，而且要心思缜密。此道理在治理军事时尤为重要。曾公云：“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明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诚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家书》卷五——咸丰七年十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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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军事方面而言，在制定军事计划时最应眼光远大，而在管理军务时最应心思缜密，即“大处着眼，小处下手”。曾公在致胞弟的信函中云：“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其中所谓“克勤小物”，即等同于“小处下手”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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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吴竹如的信函中亦云：“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铢积寸累’工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屏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悉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道也。”（《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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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军事，虽然主张从小处下手，但亦能从大处着眼。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在平定洪、杨之乱时提出三路进兵的对策，以及在围剿捻军时提出四镇驻兵的作战方案。当浙江失守时，有人提议撤退围攻安庆的兵力以支援浙江前线，曾公则不以为然，在致李申夫的信函中云：“鄙意浙江未失，则援浙为重，以其膏腴也，苏州、金陵之后路也，京漕之所出也。浙江既失，则安庆为重，以其为武昌、九江之门户也；水师得此城，则有所依附以为根本也；以绝金陵贼粮之源，以杀江、淮各贼犄角之势也。”（《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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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州与常州失守时，曾公认为若要收复此二地，仍然应当先攻克安庆、芜湖，从而占据在上游的有利地势，以制约下游。曾公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中云：“窃以为苏、常未失，即宜提兵赴援，冀保完善之区；苏、常既失，则须通筹各路全局，择下手之要着，求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源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向荣、和春皆督军由东面进攻，原欲屏蔽苏、浙，因时制宜。而屡进屡挫，迄不能克金陵而转失苏、常，非兵力之尚单，实形势之未得也。今东南决裂，贼焰益张，欲复苏、常，南军须从浙江而入，北军须从金陵而入。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先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先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若仍从东路入手，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必至仍蹈复辙，终无了期。”（《奏稿》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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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例证，均能说明曾公在军事调度上常能从大处着眼。曾公制定军事计划时，虽然讲究规模远大，但仍以稳妥可行为主，而非大大咧咧、随意散漫。其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云：“吾辈凡有调度，当量其力之所能及，并度其智之所能及。”（《书札》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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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李元度的信函中云：“至于大处调度，危急之际，尤以全军保士气为主。孤军无助，粮械不继，奔走疲惫，皆散乱必败之道。”（《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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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用兵，既能将目光放长远，又能在细微处下功夫，自然“规划精严，无间可寻”。所以，石达开对曾公的赞誉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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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八节 论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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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因为善于知人晓事，所以不但会用将，而且擅长带兵。其带兵以“仁”“礼”二字为宗旨。曾公曾云：“推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声无形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日记》——己未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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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望其发达，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待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日记》——己未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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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士兵，应当恩威并施，宽严并用。对此道理，曾公在《书札》中亦曾言及，比如在致朱云崖的信函中云：“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因扰民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书札》卷十七）即是说，对士兵应当施以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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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在致唐桂生的信函中云：“待勇不可太宽，平日规矩宜更谨严，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卷同上）即是说，带兵时应当执行严格的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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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十分重视对士兵的训练。比如其在《批统领韩字营韩参将进春禀》中写道：“新募之勇，全在立营时认真训练。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队伍，练技艺。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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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士兵时，应当持之以恒，而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对此，曾公亦曾言及，比如其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至于练勇之道，必须营官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伏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书札》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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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在带兵方面，特别重视恩威并用与勤加操练，所以曾公对于仅借助钱财激励士卒的做法，颇不以为然。由此可见，曾公的军事学识的确高人一等，远非庸俗之辈所能及。曾公在致王璞山的信函中写道：“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饷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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