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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行军用兵时，一贯主张军队要充满“忧勤”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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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谓：“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此与“临事而惧”意思相近。具体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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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豕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之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和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测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嘉庆季年，名将杨遇春屡立战功，尝语人云：‘吾每临阵，行间觉有热风吹拂面上者，是日必败；行间若有冷风，身体似不禁寒者，是日必胜。’斯亦肃杀之义也。”（《日记》——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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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谓：“军事不厌详说。”则与“好谋而成”意思相近。具体论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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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不厌详说。既不能临阵阅历，又不于平日讨论，则更无明了之时。凡不思索考核、信口谈兵者，鄙人不乐与之尽言。遇有考究实事、多思多算者，未尝不好与讲明也。”（《书札》卷二十五——复李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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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事而惧，从而杜绝傲气的滋长；好谋而成，从而铲除惰气的苗头。二者结合，即是所谓“忧勤”。曾公在致唐桂生的信函中云：“军士久坐不动，则渐渐疲弱。必须常常出征，劳苦一番，惊恐一番，乃有常新之气。”（《书札》卷十八）此话与“忧勤”二字意思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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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忧勤”二字当中，曾公进一步认为，“勤”字最为重要。其在致宋滋九的信函中云：“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惰者，暮气也。”（《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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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宋滋九的信函中云：“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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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完全将忧勤与否作为战事胜败的决定因素，所以在治理军队与侦察敌情时，一直以此为宗旨。后来因为阅历的增加，曾公明白，不可绝对依靠忧勤二字。由此可见，曾公的军事学识确实与时俱进。曾公在《笔记十二篇》之《兵气》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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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单攻狄，鲁仲连策其不有下，已而果三月不下。田单问之，仲连曰：‘将军之在即墨，坐则织篑，立则仗锸，为士卒倡；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闻君言，莫不挥涕奋臂而欲战：此所以破燕也。当今将军东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之娱，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所以不胜也。’余尝深信仲连此语，以为不刊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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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江宁克复后，余见湘军将士骄盈娱乐，虑其不可复用，全行遣散归农。至四年五月，余奉命至山东、河南剿捻，湘军从者极少，专用安徽之淮勇。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振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恐其不能平贼。庄子云：‘两军相对，哀者胜矣。’仲连所言以忧勤而胜，以娱乐而不胜，亦即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旨也。其后余因疾病，疏请退休，遂解兵柄。而合肥李相国卒用淮军削平捻匪，盖淮军之气尚锐，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以致胜，在主帅相时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理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杂著》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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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节 论战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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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探讨曾公关于兵机方面的论断，我们对其行军用兵的宗旨已能有所了解。现在再对曾公在战守方面的主张，作一简要概述，以进一步了解曾公的军事学识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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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守事宜，曾公最讲求主客双方的劳逸问题。比如在致易畇荄的信函中云：“行军最宜讲主客劳逸之分。为主而逸者常胜，为客而劳者常败。”（《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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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刘馨室的信函中云：“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确，地势不审，贼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为虑。请阁下与诸公讲明此两层，或我寻贼，先发制人；或贼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一出也！”（《书札》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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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客，即今天所谓的守势与攻势，或防御与攻击。按照曾公所言，似乎采取守势比采取攻势要好。但在防御之中，仍然包含攻击之意，用现代军事学术语来说，即偏重于攻击防御。至于为何要采取此种战略战术，则完全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对此，蔡松坡曾云：“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曾胡治兵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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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用兵打仗时，不仅非常重视主客之分，而且最为重视奇正之别。比如其在《日记》中写道：“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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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打仗时，曾公虽然讲究出巧招、用奇谋，但始终以稳健为主。其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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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曾作一副对联，以劝诫曾国荃：“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戊午正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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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在用兵时力求稳当，所以曾公不主张轻率作战，而主张先谋后战。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猾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算。”（《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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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彭九峰的信函中亦写道：“浪战浪追，为我军向来大弊。此次必须谋定后战，切不可蛮攻蛮打，徒伤士卒。”（《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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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行军用兵方面的主张，非常符合《兵法》中的理论。就攻守而言，亦是如此。比如，曾公不提倡蛮攻，即与《兵法·谋攻篇》中所讲相一致。《谋攻篇》云：“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而曾公在致罗伯宜的信函中云：“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屡次寄书，以蛮攻为戒。”（《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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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当敌人充满锐气时，应当尽量避免与其开战，直等到敌人已经倦怠，欲收兵返营时，再对其出击。此观点与《兵法·军事篇》中所讲相合。《军事篇》曰：“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曾公在回复宋滋九的信函中云：“如贼来渔亭朴营，我军各营，专心静守，示之以弱，若不欲战者然。待至申酉之际，贼众饥疲，头目欲战、散贼欲归之时，然后出队击之。《兵法》所谓‘击其惰归’者也。”（《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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