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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守事宜，曾公最讲求主客双方的劳逸问题。比如在致易畇荄的信函中云：“行军最宜讲主客劳逸之分。为主而逸者常胜，为客而劳者常败。”（《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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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刘馨室的信函中云：“凡出队有宜速者，有宜迟者。宜速者，我去寻贼，先发制人者也。宜迟者，贼来寻我，以主待客者也。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故善用兵者，最喜为主，不喜作客。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人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加之探报不确，地势不审，贼情不明，徒能先发而不能制人。鄙人深以为虑。请阁下与诸公讲明此两层，或我寻贼，先发制人；或贼寻我，以主待客。总须审定乃行，不可于两层一无所见，贸然一出也！”（《书札》卷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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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主客，即今天所谓的守势与攻势，或防御与攻击。按照曾公所言，似乎采取守势比采取攻势要好。但在防御之中，仍然包含攻击之意，用现代军事学术语来说，即偏重于攻击防御。至于为何要采取此种战略战术，则完全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对此，蔡松坡曾云：“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盖因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其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故每拘泥于地形地物，攻击精神，未由奋兴。故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盖亦因时制宜之法。”（《曾胡治兵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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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用兵打仗时，不仅非常重视主客之分，而且最为重视奇正之别。比如其在《日记》中写道：“凡用兵，主客奇正，夫人而能言之，未必果能知之也。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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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打仗时，曾公虽然讲究出巧招、用奇谋，但始终以稳健为主。其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写道：“大抵平日非至稳之兵，必不可轻用险着；平日非至正之道，必不可轻用奇谋。”（《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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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曾作一副对联，以劝诫曾国荃：“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家书》卷五——咸丰八年戊午正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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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在用兵时力求稳当，所以曾公不主张轻率作战，而主张先谋后战。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猾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算。”（《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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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彭九峰的信函中亦写道：“浪战浪追，为我军向来大弊。此次必须谋定后战，切不可蛮攻蛮打，徒伤士卒。”（《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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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行军用兵方面的主张，非常符合《兵法》中的理论。就攻守而言，亦是如此。比如，曾公不提倡蛮攻，即与《兵法·谋攻篇》中所讲相一致。《谋攻篇》云：“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而曾公在致罗伯宜的信函中云：“攻城最忌蛮攻。《兵法》曰：‘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罪也。’故仆屡次寄书，以蛮攻为戒。”（《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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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当敌人充满锐气时，应当尽量避免与其开战，直等到敌人已经倦怠，欲收兵返营时，再对其出击。此观点与《兵法·军事篇》中所讲相合。《军事篇》曰：“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曾公在回复宋滋九的信函中云：“如贼来渔亭朴营，我军各营，专心静守，示之以弱，若不欲战者然。待至申酉之际，贼众饥疲，头目欲战、散贼欲归之时，然后出队击之。《兵法》所谓‘击其惰归’者也。”（《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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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在对敌作战时，应占据主动地位以制约对方，而不应占据被动地位而受制于对方。此主张与《兵法·虚实篇》所讲相合。《虚实篇》云：“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曾公在寄其弟的信函中云：“凡扑人之墙，扑人之濠，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若越濠而应之，则是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也。我不越濠，则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稳守稳打，彼自意兴索然。”（《家书》卷六——咸丰八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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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用兵时，始终遵循稳守稳打的原则，首先保证不会被敌人打败，然后伺机战胜敌人。此主张与《兵法·形篇》中所讲相合。《形篇》云：“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曾公在寄其弟的信函中云：“弟若久驻吉安，……则请在彼深沟高垒，为坚不可拔之计。‘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无好小利，无求速效，至要至嘱！”（《家书》卷五——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致吴竹庄的信函中亦云：“战必胜，攻必取，二者虽无把握，至于稳扎坚守，严纪律而爱百姓，尚属人力之所能勉。行之不懈，亦弭谤之一端也。”（《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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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关于战守方面的言论，虽然复杂深奥，但总体而言，不外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而已，即曾公所谓“先求稳当，次求变化”。陈翊林在所编的《胡曾左平乱要旨》一书中，写道：“他们平乱之战略与战术的根本原则，是‘反客为主’‘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节节进击’。‘反客为主’，即是不随敌人四处追逐，设法使敌人不得不来接战，而我沉着镇定以应之。‘稳扎稳打’，即是不轻进，不浪战。‘步步为营’，重在防守；‘节节进击’，重在攻击。”陈氏所言，深有见地，但简而言之，其实仍是《兵法》上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或曾公所谓“先求稳当，次求变化”。胡、曾、左等人，虽然本是一介书生，但皆受命掌管军中大权，为保证万无一失，在用兵行军时均牢牢遵循“稳”字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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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一节 论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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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打仗，曾公最重视“稳”字；治心，曾公最重视“诚”字。诚则明，明则诚，如果内心诚实光明，则用兵打仗时，自然稳当顺利。所以，“诚”字与“稳”字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曾公谓：“驭将之道，最贵推诚。”又谓：“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见前文）可见其对诚实品格的推崇。曾公在致李申夫的一封信函中，关于用兵应当以“诚”字为本的论述，尤其恳切，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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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勤’字所以医惰，‘慎’字所以医骄。此二字之先，须有一‘诚’字以立之本。立志要将此事知得透、办得穿，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此在己之诚也。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字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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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笔记》中有《居业》一条，大意是说，为人诚实乃事业稳固的前提，亦即自立自强的基础。文中对“诚”字与“稳”字的关系展开极为详细的论述，足以说明治心与行军用兵的密切关系。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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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英雄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大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杂著》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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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诚”，即专一。曾公在论及战守事宜时，曾云：“主守则专守，主战则专战，主城则专修城，主垒则专修垒。切不可脚踏两边桥，临时张皇也！”（《书札》卷十三——复张凯章）亦是说治心是行军用兵之本，若欲战事顺利稳当，则应当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至于曾公崇尚专一的原因，其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凡备多则力分，心专则虑周。”（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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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诚”，即不欺骗他人。曾公在回复李希庵的信函中写道：“吾辈位高望重，他人不敢指摘，惟当奉方寸如严师，畏天理如刑罚，庶几刻刻敬惮。”（《书札》卷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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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奉方寸如严师”，即指不欺骗他人，即指“诚”。而曾公之所以“奉方寸如严师”，不仅是因为曾公以德自励、以德励人，亦是由于军事本来就贵在平实，而非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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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喜欢用“平实”二字教诲他人，我们可以从其《批牍》之中发现相关内容。比如曾公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写道：“凡云少兵以尝贼、伪退以诱贼，二者皆士识将心至精至熟者之所为，非新营所可学也。该主簿屡称此贼不足平，告请剿办英夷以自效。本部堂常以‘平实’二字诫之。意此次必能虚心求益、谋定后战，不谓其仍草草也。官秩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该主簿概置不问，生手而自居于熟手，无学而自诩为有学，志亢而行不能践，气虚而几不能审，施之他事尚不可，况兵凶战危乎？既据禀请撤遣，准即稍差回籍。”（《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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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打仗，不仅应从“平实”二字上下功夫，更应当从“平恕”二字入手。曾公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写道：“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勇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人之好名，谁不如我？同打仗则不可讥人之退缩，同行路则不可疑人之骚扰。处处严于治己而薄于责人，则唇舌自省矣。”（《书札》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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