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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但清楚自己军队的情况，而且深知敌军的伎俩。咸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曾公致信于曾国荃，云：“与此贼战，有两难御者：一则以多人张虚势，红衣黄旗，漫山弥谷，动辄二万、三四万不等。季洪岳州战败，梧冈、樟树之挫，皆为人多所震眩也。一则以久战伺瑕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又进，顽钝诡诈，揉来揉去，若生手遇之，或有破绽，则彼必乘隙而入。次青在抚州诸战是也。二者皆难于拒御。所幸多则不悍，悍则不多。盖贼多则中有裹胁之人，彼有生手，彼亦有破绽，吾转得乘隙而入矣。”（《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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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七节 论“四眼狗”的作战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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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十分了解太平军的优势与劣势，即便是对方擅长的作战本领，曾公亦心中有数。自从杨秀清、韦昌辉内讧，石达开出走之后，太平天国内部只剩下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支撑残局。然而，陈玉成骁勇善战，清军对其十分畏惧。陈玉成双目下方各有一黑点，所以被清军称作“四眼狗”。关于“四眼狗”的作战本领，曾公在回复多礼堂都护的信函中写道：“四眼狗之长技有二：一则善于日暮收队时，杀回马枪；一则播散谣言，诱人攻他，他得反客为主。”（《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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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八节 论楚军耐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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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太平军人数众多，且将领勇猛，但楚军将士始终能够与之周旋，并获得最后的胜利。楚军为何如此耐战？一言以蔽之，在于“稳守稳打”而已。曾公在致吴桐云的信函中写道：“我楚军之所以耐久者，亦由办事结实，敦朴之气，未尽浇散。”（《书札》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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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办事结实”，即指“稳”“诚”，换言之，即是“血性多而官气少”。曾公在回复杨载福的信函中云：“希庵来此旬日，畅叙一切；以为楚军水陆好处，在血性多而官气少。此后宜常保而不失。”（《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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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彭玉麟的信函中，亦云：“连日与希庵畅谈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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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血性多而官气少”，所以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是因为“无官气而有血性”，所以胜利时彼此让功，而失败时互相救援。不仅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且具备稳守稳打的精神与再接再厉的志气，自然能够同敌人顽强抵抗，进行持久战斗。当年曾国荃率兵围攻金陵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曾带领数十万援兵，将湘军重重包围，湘军战士于疲惫和伤病中，竟能与太平军苦战四十余日，突破重围，正是缘于此。至于后来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天国，最终大获全胜，亦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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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九节 论军事与吏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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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时，既不能忽视吏治，又不宜干预政治。近来主张民主政治、提倡军民分治的人，大多懂得此道理。曾公虽然生于厉行君主专制政治的时代，但对此亦曾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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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治理军事与整顿吏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比如在致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来示谓救已残之皖，不如完未破之蜀，良有深意。惟整军教民，处处与察吏有关，非地方官行之稍久，难以收效。”（《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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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军人不宜干预政治的道理，曾公在回复黄倬的信函中曾写道：“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惟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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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节 论军事与财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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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时，不仅要重视吏治，更应当考虑财政问题。因为一旦粮饷断绝，则军队将不战自败。曾公在致鲍超的信函中写道：“行军以粮路为第一要务。”（《书札》卷九）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亦写道：“古人谓天下之患，有土崩，有瓦解。鄙人窃谓军营缺饷，其拖欠者亦土崩也，其顿断者亦瓦解也。”（《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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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和筹措军饷，均跟时局的安定与否有非常大的关系，此道理人人都知道。然而，二者当中，孰难孰易，则极少人能道明白。曾公认为：“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于督兵。”（《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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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带兵时，正值社会大乱之际，其在筹集军饷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自然可想而知。然而，终究还是渡过难关，大功告成。当时曾公究竟采用何种方法筹集军饷呢？其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曾对此略有提及，如：“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筹饷以厘金为最便。”（《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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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交纳赋税，是作供养军队之用；军队平定祸乱，是为让百姓安居乐业。正所谓“交相利而兼相爱”。倘若军队不爱护百姓，百姓自然不愿为养无用之兵而交纳赋税；倘若百姓不交税供养军队，军队亦自然不愿为百姓的安定生活而冒死杀敌。由此可见，军事与财政之间有密切关系。对此，曾公在回复王筱泉的信函中有简要说明：“豫勇日食银一钱，马日食草料银五分，口粮太少，日用不敷，势必百弊丛生。似宜酌量增加，俾令衣食有资，而后可责以不扰民圩。兵不扰民，而后可责民圩不抗官长，完纳丁赋。其论似迂，其效颇速。兵勇虽贱，亦人子也。彼负血肉之躯，正与吾辈同耳。饥寒之不免，而欲其争先死敌，秋毫无犯，此必不可得之数。”（《书札》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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