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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军事的成败与粮饷的供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公在对付敌军时，也曾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咸丰八年二月十四日，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吉安贼势虽蹙，而水东无路可窜，自不能不死守穷城。即迟至五六月，始行克复，亦属意中之事。弟当坚意忍耐，不可欲速烦闷。濠沟既成，总宜细心巡守之。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蚁子之文报，则十日内外，即已迫不可忍。”（《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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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用兵，虽然贵在粮草丰足、兵强马壮，但是对敌人所遗弃的财物，往往不可乱取。曾公认为“贪财为生死关”，亦是经验之谈，其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云：“贪贼中资财，最易误事。吾见前此诸军，因贪抢贼赃，转胜为败者，指不胜屈。每谓骚扰为人鬼关，贪财为生死关。盖言爱民则人，扰民则鬼；力战遗财则生，贪财忘战则死也。”（《书札》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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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一节 论军事与交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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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昌盛、交通便利的今天，无论是军事家还是非军事家，基本都知道军事与交通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若欲整顿军队、加强武装力量，常常将发展交通事业作为首要任务。曾公生活在中国刚由闭关自守迈入开放时期的年代，所以对于航空、公路、电报、电话等交通工具，自然无从知晓。然而，其对水路交通以及信息传递方面均十分关注。可见曾公对军事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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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守祁门时，曾公经常派人用蜡丸隐语传递消息。当曾国荃围攻吉安时，曾公在信中告诫国荃，务必使敌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蚁子之文报”。从中可以看到，曾公对信息的传递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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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水陆交通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曾公亦曾论及，比如在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城贼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家书》卷八）即是说，陆地运输十分不便利，困守金陵的太平军不久就会因粮草断绝而难以维持，所以战事很快便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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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写道：“行军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阔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济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书札》卷二十二）即是说，水上交通十分危险，用兵行军时必须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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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陈作梅的信函中写道：“山中行军，以哨探向导为要务。”（《书札》卷十三）即是说，山中道路杂乱，崎岖不平，行军时必须严密侦察，有得力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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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带兵时，最重视进行严密的侦察，既是为了解敌情，亦是为探明交通路线。曾公在致李元度的信函里所嘱咐的数件事，其中之一即是：“哨探严明。离城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贼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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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带兵时，常常告诫将领，勿要约定日期协同作战，除因为军事变幻无常，适宜随机应变之外，亦是由于交通不便利。曾公在《批余参将际昌禀》中云：“约期会战，其虑有三：相隔路远，通信不易，一虑也；约期既定，临敌千变，进止两难自由，二虑也；甚或彼此相靠，牵制误事，三虑也。”（《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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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常将探看地势作为用兵打仗的第一步，既是因为不同的地势须用不同的作战计划，亦是因为只有对地势了解清楚，才能确定最佳的交通路线。曾公在致张凯章的信函中云：“足下用兵，详慎不苟，欣慰之至。探看地势是第一要义。”（《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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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探看地势，必须要亲临实地。曾公对此亦曾言及，如：“凡察地势者，以亲眼观看而后知其险易；凡察贼情者，以亲手交仗而后知其强弱。”（《书札》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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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二节 论军事与武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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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野心的国家，为满足自己的侵略欲望，除会发展交通事业外，更注重军备的扩充。世人评判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亦往往将该国所拥有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但曾公却颇不以为然，而是认为“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比如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函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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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洋枪、洋药、铜帽等，即日当专长龙船办去。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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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家书》卷——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致沅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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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言，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谓有理有据；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立即将其斥为迂阔之谈。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家应当对此作全面理解。只依靠武器而不重视人，则十分容易养成借助外物投机取巧的习气；只依靠人而不重视武器，恐怕同样难以克敌制胜。仔细揣摩曾公话中的含意，即是曾公看到国荃过于重视武器的精良，所以认为不能不稍加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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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主张“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但实际上对武器十分有研究。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初不解造群子之法，以生铁令铸工铸之，渣滓未融，经药辄散，且多蜂眼，鸣而不能及远。乃与吴坤修竹庄商用熟铁打造。其法以铁先练成直条，每条烧红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圆颗，又烧其端，又打成颗，每颗如葡萄大。后至江西，商之姚镶，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为铁模，半涡截铁条之端，置之模中，宛转锤练，圆滑可爱，于是及远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群子，均用此法。每炮用百余颗，多者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然海疆尚未靖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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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倘若果真不重视武器，那么为何在对武器的讲求上如此精益求精呢？为获得精良的武器，而不惜采用各种方法试验，并反复与他人探讨，足可见曾公对武器与军事的关系拥有深刻的认识。所谓“海疆尚未靖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此话将武器质量关乎军事成败的观点表露无遗。之后，设立制造局，制轮船、造枪炮，更能反映曾公对武器的重视。我们如果一味拘泥于曾公所谓“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的话，而认为曾公思想迂腐，那么实在称不上对曾公有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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