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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办事结实”,即指“稳”“诚”,换言之,即是“血性多而官气少”。曾公在回复杨载福的信函中云:“希庵来此旬日,畅叙一切;以为楚军水陆好处,在血性多而官气少。此后宜常保而不失。”(《书札》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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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彭玉麟的信函中,亦云:“连日与希庵畅谈楚军水陆之好处,全在无官气而有血性。若官气增一分,则血性必减一分。”(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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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血性多而官气少”,所以能够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正是因为“无官气而有血性”,所以胜利时彼此让功,而失败时互相救援。不仅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且具备稳守稳打的精神与再接再厉的志气,自然能够同敌人顽强抵抗,进行持久战斗。当年曾国荃率兵围攻金陵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曾带领数十万援兵,将湘军重重包围,湘军战士于疲惫和伤病中,竟能与太平军苦战四十余日,突破重围,正是缘于此。至于后来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天国,最终大获全胜,亦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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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九节 论军事与吏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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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时,既不能忽视吏治,又不宜干预政治。近来主张民主政治、提倡军民分治的人,大多懂得此道理。曾公虽然生于厉行君主专制政治的时代,但对此亦曾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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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治理军事与整顿吏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比如在致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来示谓救已残之皖,不如完未破之蜀,良有深意。惟整军教民,处处与察吏有关,非地方官行之稍久,难以收效。”(《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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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军人不宜干预政治的道理,曾公在回复黄倬的信函中曾写道:“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惟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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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节 论军事与财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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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时,不仅要重视吏治,更应当考虑财政问题。因为一旦粮饷断绝,则军队将不战自败。曾公在致鲍超的信函中写道:“行军以粮路为第一要务。”(《书札》卷九)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亦写道:“古人谓天下之患,有土崩,有瓦解。鄙人窃谓军营缺饷,其拖欠者亦土崩也,其顿断者亦瓦解也。”(《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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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和筹措军饷,均跟时局的安定与否有非常大的关系,此道理人人都知道。然而,二者当中,孰难孰易,则极少人能道明白。曾公认为:“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于督兵。”(《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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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带兵时,正值社会大乱之际,其在筹集军饷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自然可想而知。然而,终究还是渡过难关,大功告成。当时曾公究竟采用何种方法筹集军饷呢?其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曾对此略有提及,如:“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筹饷以厘金为最便。”(《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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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交纳赋税,是作供养军队之用;军队平定祸乱,是为让百姓安居乐业。正所谓“交相利而兼相爱”。倘若军队不爱护百姓,百姓自然不愿为养无用之兵而交纳赋税;倘若百姓不交税供养军队,军队亦自然不愿为百姓的安定生活而冒死杀敌。由此可见,军事与财政之间有密切关系。对此,曾公在回复王筱泉的信函中有简要说明:“豫勇日食银一钱,马日食草料银五分,口粮太少,日用不敷,势必百弊丛生。似宜酌量增加,俾令衣食有资,而后可责以不扰民圩。兵不扰民,而后可责民圩不抗官长,完纳丁赋。其论似迂,其效颇速。兵勇虽贱,亦人子也。彼负血肉之躯,正与吾辈同耳。饥寒之不免,而欲其争先死敌,秋毫无犯,此必不可得之数。”(《书札》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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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军事的成败与粮饷的供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公在对付敌军时,也曾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咸丰八年二月十四日,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吉安贼势虽蹙,而水东无路可窜,自不能不死守穷城。即迟至五六月,始行克复,亦属意中之事。弟当坚意忍耐,不可欲速烦闷。濠沟既成,总宜细心巡守之。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蚁子之文报,则十日内外,即已迫不可忍。”(《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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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用兵,虽然贵在粮草丰足、兵强马壮,但是对敌人所遗弃的财物,往往不可乱取。曾公认为“贪财为生死关”,亦是经验之谈,其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云:“贪贼中资财,最易误事。吾见前此诸军,因贪抢贼赃,转胜为败者,指不胜屈。每谓骚扰为人鬼关,贪财为生死关。盖言爱民则人,扰民则鬼;力战遗财则生,贪财忘战则死也。”(《书札》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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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一节 论军事与交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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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昌盛、交通便利的今天,无论是军事家还是非军事家,基本都知道军事与交通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若欲整顿军队、加强武装力量,常常将发展交通事业作为首要任务。曾公生活在中国刚由闭关自守迈入开放时期的年代,所以对于航空、公路、电报、电话等交通工具,自然无从知晓。然而,其对水路交通以及信息传递方面均十分关注。可见曾公对军事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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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守祁门时,曾公经常派人用蜡丸隐语传递消息。当曾国荃围攻吉安时,曾公在信中告诫国荃,务必使敌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蚁子之文报”。从中可以看到,曾公对信息的传递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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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水陆交通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曾公亦曾论及,比如在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城贼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家书》卷八)即是说,陆地运输十分不便利,困守金陵的太平军不久就会因粮草断绝而难以维持,所以战事很快便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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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写道:“行军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阔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济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书札》卷二十二)即是说,水上交通十分危险,用兵行军时必须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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