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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九节 论军事与吏治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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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时，既不能忽视吏治，又不宜干预政治。近来主张民主政治、提倡军民分治的人，大多懂得此道理。曾公虽然生于厉行君主专制政治的时代，但对此亦曾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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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治理军事与整顿吏治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比如在致左宗棠的信函中写道：“来示谓救已残之皖，不如完未破之蜀，良有深意。惟整军教民，处处与察吏有关，非地方官行之稍久，难以收效。”（《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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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军人不宜干预政治的道理，曾公在回复黄倬的信函中曾写道：“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惟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一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害于尔国，凶于尔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祗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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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节 论军事与财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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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时，不仅要重视吏治，更应当考虑财政问题。因为一旦粮饷断绝，则军队将不战自败。曾公在致鲍超的信函中写道：“行军以粮路为第一要务。”（《书札》卷九）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亦写道：“古人谓天下之患，有土崩，有瓦解。鄙人窃谓军营缺饷，其拖欠者亦土崩也，其顿断者亦瓦解也。”（《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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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军事和筹措军饷，均跟时局的安定与否有非常大的关系，此道理人人都知道。然而，二者当中，孰难孰易，则极少人能道明白。曾公认为：“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于督兵。”（《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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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带兵时，正值社会大乱之际，其在筹集军饷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自然可想而知。然而，终究还是渡过难关，大功告成。当时曾公究竟采用何种方法筹集军饷呢？其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曾对此略有提及，如：“此时天下大乱，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他人。筹饷以厘金为最便。”（《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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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交纳赋税，是作供养军队之用；军队平定祸乱，是为让百姓安居乐业。正所谓“交相利而兼相爱”。倘若军队不爱护百姓，百姓自然不愿为养无用之兵而交纳赋税；倘若百姓不交税供养军队，军队亦自然不愿为百姓的安定生活而冒死杀敌。由此可见，军事与财政之间有密切关系。对此，曾公在回复王筱泉的信函中有简要说明：“豫勇日食银一钱，马日食草料银五分，口粮太少，日用不敷，势必百弊丛生。似宜酌量增加，俾令衣食有资，而后可责以不扰民圩。兵不扰民，而后可责民圩不抗官长，完纳丁赋。其论似迂，其效颇速。兵勇虽贱，亦人子也。彼负血肉之躯，正与吾辈同耳。饥寒之不免，而欲其争先死敌，秋毫无犯，此必不可得之数。”（《书札》卷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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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军事的成败与粮饷的供应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曾公在对付敌军时，也曾采取经济封锁政策。咸丰八年二月十四日，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吉安贼势虽蹙，而水东无路可窜，自不能不死守穷城。即迟至五六月，始行克复，亦属意中之事。弟当坚意忍耐，不可欲速烦闷。濠沟既成，总宜细心巡守之。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蚁子之文报，则十日内外，即已迫不可忍。”（《家书》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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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用兵，虽然贵在粮草丰足、兵强马壮，但是对敌人所遗弃的财物，往往不可乱取。曾公认为“贪财为生死关”，亦是经验之谈，其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云：“贪贼中资财，最易误事。吾见前此诸军，因贪抢贼赃，转胜为败者，指不胜屈。每谓骚扰为人鬼关，贪财为生死关。盖言爱民则人，扰民则鬼；力战遗财则生，贪财忘战则死也。”（《书札》卷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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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一节 论军事与交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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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昌盛、交通便利的今天，无论是军事家还是非军事家，基本都知道军事与交通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一个国家若欲整顿军队、加强武装力量，常常将发展交通事业作为首要任务。曾公生活在中国刚由闭关自守迈入开放时期的年代，所以对于航空、公路、电报、电话等交通工具，自然无从知晓。然而，其对水路交通以及信息传递方面均十分关注。可见曾公对军事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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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驻守祁门时，曾公经常派人用蜡丸隐语传递消息。当曾国荃围攻吉安时，曾公在信中告诫国荃，务必使敌人“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蜉蚁子之文报”。从中可以看到，曾公对信息的传递特别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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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水陆交通在军事中的重要地位，曾公亦曾论及，比如在同治元年九月初二日致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城贼闻以十万计，每日须食米千石，若无大舟搬运，何能持久？吾在徽用兵二载，深知陆路运米之难。即在金陵城内运至谷里村一带，数十里之内，月运三万石，经理亦极不易。况城贼之米，未必肯多搬出耶？”（《家书》卷八）即是说，陆地运输十分不便利，困守金陵的太平军不久就会因粮草断绝而难以维持，所以战事很快便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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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李申夫的信函中写道：“行军以渡水为最难。不特渡长江阔河为难，即偶渡渐车之水、丈二之沟，亦须再三审慎，恐其半济而击。背水无归，败兵争舟，人马践溺，种种皆兵家所忌。”（《书札》卷二十二）即是说，水上交通十分危险，用兵行军时必须小心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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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致陈作梅的信函中写道：“山中行军，以哨探向导为要务。”（《书札》卷十三）即是说，山中道路杂乱，崎岖不平，行军时必须严密侦察，有得力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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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带兵时，最重视进行严密的侦察，既是为了解敌情，亦是为探明交通路线。曾公在致李元度的信函里所嘱咐的数件事，其中之一即是：“哨探严明。离城既近，时时作敌来扑营之想。敌来之路、应敌之路、埋伏之路、胜仗追贼之路，一一探明，切勿孟浪！”（《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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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带兵时，常常告诫将领，勿要约定日期协同作战，除因为军事变幻无常，适宜随机应变之外，亦是由于交通不便利。曾公在《批余参将际昌禀》中云：“约期会战，其虑有三：相隔路远，通信不易，一虑也；约期既定，临敌千变，进止两难自由，二虑也；甚或彼此相靠，牵制误事，三虑也。”（《批牍》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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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常将探看地势作为用兵打仗的第一步，既是因为不同的地势须用不同的作战计划，亦是因为只有对地势了解清楚，才能确定最佳的交通路线。曾公在致张凯章的信函中云：“足下用兵，详慎不苟，欣慰之至。探看地势是第一要义。”（《书札》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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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探看地势，必须要亲临实地。曾公对此亦曾言及，如：“凡察地势者，以亲眼观看而后知其险易；凡察贼情者，以亲手交仗而后知其强弱。”（《书札》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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