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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二节 论军事与武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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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具有野心的国家，为满足自己的侵略欲望，除会发展交通事业外，更注重军备的扩充。世人评判一个国家实力的强弱，亦往往将该国所拥有武器的数量与质量作为首要标准。但曾公却颇不以为然，而是认为“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比如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函中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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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洋枪、洋药、铜帽等，即日当专长龙船办去。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鲍春霆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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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十月、去年六月，亦曾与忠酋接仗，未闻以无洋人军火为憾。和、张在金陵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弟若专从此等处用心，则风气所趋，恐部下将士，人人有务外取巧之习，无反己守拙之道，或流于和、张之门径而不自觉。不可不深思，不可不猛省！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家书》卷——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致沅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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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言，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谓有理有据；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眼光，立即将其斥为迂阔之谈。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家应当对此作全面理解。只依靠武器而不重视人，则十分容易养成借助外物投机取巧的习气；只依靠人而不重视武器，恐怕同样难以克敌制胜。仔细揣摩曾公话中的含意，即是曾公看到国荃过于重视武器的精良，所以认为不能不稍加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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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主张“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但实际上对武器十分有研究。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初不解造群子之法，以生铁令铸工铸之，渣滓未融，经药辄散，且多蜂眼，鸣而不能及远。乃与吴坤修竹庄商用熟铁打造。其法以铁先练成直条，每条烧红其端，截出半寸，打成圆颗，又烧其端，又打成颗，每颗如葡萄大。后至江西，商之姚镶，以此法打造。姚君又作为铁模，半涡截铁条之端，置之模中，宛转锤练，圆滑可爱，于是及远较多一里有奇也。今湖南、湖北、江西三省，打造群子，均用此法。每炮用百余颗，多者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不仁之器，莫甚于此矣！然海疆尚未靖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己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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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倘若果真不重视武器，那么为何在对武器的讲求上如此精益求精呢？为获得精良的武器，而不惜采用各种方法试验，并反复与他人探讨，足可见曾公对武器与军事的关系拥有深刻的认识。所谓“海疆尚未靖谧，此其亟宜讲求者也”，此话将武器质量关乎军事成败的观点表露无遗。之后，设立制造局，制轮船、造枪炮，更能反映曾公对武器的重视。我们如果一味拘泥于曾公所谓“制胜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的话，而认为曾公思想迂腐，那么实在称不上对曾公有真正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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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三节 论军事与舆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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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的情形变幻莫测，从古至今，即便是名将，亦难保百战百胜。打胜仗时，众人一致称赞；打败仗时，则舆论哗然。此乃人之常情，不足为怪。善于带兵的将领，并不在乎他人的毁誉，只坚守自己的内心，胜利时固然被舆论所推崇，但失败时亦敢于面对舆论的批判。曾公在致李元度的信函中写道：“我辈办事，成败听之于天，毁誉听之于人，惟在己之规模气象，则我有可以自主者。”（《书札》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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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陈作梅的信函中又写道：“此间军事，殊乏起色。惟约束士卒，不敢骚扰，勤于操练，不敢懈弛二者，兢兢自持，行之有年，借以报慰知己。”（《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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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光明磊落的态度，实在令人钦佩！总而言之，曾公在论及军事与舆论的关系时，其观点不外乎“尽其在我”而已，正如俗语所谓“止谤莫如自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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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军用兵，若想避免舆论指责，固然以严明军纪、勤于操练最为重要，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曾公在回复李元度的信函中云：“军事棘手之际，物议指摘之时，惟有数事，最宜把持得定。一曰军律不可骚扰；二曰奏报不可讳饰；三曰调度不可散乱。尝若舟行遇大风暴，只要把柁者心明力定，则成败虽未可知，要胜于他舟之慌乱者数倍。”（《书札》卷三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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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诚能不骚扰、不讳饰、不散乱，三者问心无愧，则成败一听诸天，齮龁一听诸人而已。”（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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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更能说明，曾公虽然拥有极为丰富的军事学识，但其根本观念，简而言之，不外乎一“稳”字与一“诚”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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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八章 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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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曾公文艺批评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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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诗文属于文学范畴，而书法属于艺术门类，所以，此处所谓“文艺批评”，即是指曾公在诗文与书法方面的见解。曾公自从于道光十五年入京之后，即有志于钻研诗文与书法。后来，虽然政务繁冗，军事纷杂，但从未放弃对诗文及书法的学习。所以，曾公在诗文与书法方面拥有非常多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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