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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来探讨曾公有关文学方面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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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与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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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因为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最初赞同“文以载道”的说法。比如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借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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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杨、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书札》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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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曾公对崇道贬文的观念，则颇不以为然。所以继续写道：“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情亦胡以附丽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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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远行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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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件文学作品，都包括内容与形式两方面。而一件优秀的作品，不仅应当具备正确的思想、丰富的情感，以充实其内容，而且应当拥有美妙的文字，以完善其形式。曾公此时虽然局限于“文以载道”之说，但并不赞同“崇道贬文”的观念，由此说明其见识并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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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自身学识的不断增加，曾公开始突破“文以载道”之说的局限，不再赞同文与道应当合二为一的主张，而是认为文与道其实可以彼此独立存在。曾公在致刘蓉的信函中写道：“自孔、孟以后，惟濂溪《通书》、横渠《正蒙》，道与文可谓兼至交尽。其次昌黎《原道》、曾子固《学记》、朱子《大学序》，寥寥数篇而已。此外则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鄙意欲发明义理，则当法《经说》、《理窟》及各语录、札记（如读书录、居业录、困知记、思辨录之类）；欲学为文，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新立，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阃奥者，正为两下兼顾，以至无可怡悦。”（《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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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热衷理学之人，曾公却并不认同“崇道贬文”的观念，单凭此点已经足以称奇。然而不仅如此，曾公竟然进一步主张文学可以脱离道德而独立存在，并认为只有将文学当中理学的迂腐气息清除干净，方才能够开拓出一番崭新的文境。其见解之超卓，思想之奇特，以我之见，毫不逊于唯美主义者王尔德（Oscar Wilde 1856-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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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张道与文应当彼此独立，所以曾公曾认为古文“不宜说理”。比如曾公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写道：“见示诗文诸作，质雅劲健，不盗袭前人字句，良可诵爱。中如《书西铭讲义后》，鄙见约略相同。然此等处颇难着文。虽以退之著论，日光玉洁，后贤犹不免有微辞。故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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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文不宜说理，并非指古文中不应当含有理智的成分，而是说不应当专门讲道学家所讲的“理”。如果文章中专讲道学家所讲的“理”，则必定如清教徒说教一般，千篇一律，索然无味。近来有不少革命文学作品问世，但其中一些说教气息太浓，只重理论而不重情致，只重内容而不重形式，结果难以赢得读者的青睐。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为美国左派文坛上的健将，其所作的《屠场》，十分之九的内容为具体的叙述，但其余十分之一则全是抽象的理论，于是大大降低其文学价值，成为普通的宣传品。可见，“不宜说理”一语，不仅适用于过去的文学作品，同样亦适用于现代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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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但反对“崇道贬文”之说，敢于提出文学独立的主张，而且认为文章应能反映作者本人的个性。其在回复刘蓉的信函中写道：“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与文俱至。吾辈欲法孔、孟，固当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其或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则各视乎性之所近。……若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为然，恐亦未必果为笃论也。”（《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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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道德，本来就是相互独立的两件事；文学与哲理，二者亦不能混为一谈。曾公关于文与道之间关系的论述，基本可以划清文学与道德的界限，解除文学与哲理的纠缠，所以曾公不仅主张文学独立论，而且提出尊重个性之说。然而，因为毕竟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所以曾公难免仍存有“道足文工”的观念，此为时代的局限性，而非曾公个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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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与文字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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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公所处的时代里，学术的主流为义理学、词章学与考据学。义理学注重道德、哲理，与文学的内容有关；考据学注重文字训诂，与文学的外形有关。曾公不仅在文学与道德、哲理的关系方面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对文学与文字学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如：“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家训》卷上——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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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竟不能追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觉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家训》卷下——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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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段文字，均表明曾公希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上），将文学与文字学联为一体。作文章时，注重对字句的训诂，力求措辞精准恰当、语言古雅优美——此种观点与高考尔（Gauckler）所谓“文学乃一种字句之艺术”，以及赫胥尔（Huxley）所谓“文学即美丽之文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三者均十分重视文学的外形，即如何遣词造句。曾公虽然有唯美主义的倾向，但并非一味追求文学的外形。其之所以重视文学的外形，是因为深知“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的道理。曾公在《日记》中写道：“韩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渐渐可入佳境。”（己未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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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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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时常就义理、词章、考据三者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见解，此是受时代影响的缘故，尤其以受桐城姚鼐的影响为最多。曾公在《圣哲画像记》中写道：“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即其明证。因为曾公在文学方面的见解多受时代的影响，所以针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曾公亦曾有所论述。比如，曾公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写道：“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中，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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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焘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世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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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与社会形势的关系，曾公在阐述的同时不住感慨，因为不仅明白文学的盛衰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有关，而且知道文学的盛衰与文学家生活的安定与否亦关系密切。比如，在欧洲的黑暗时代，神学异常兴盛，导致文学界死寂一片，除但丁（Dante）及其所作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外，著名的作家与作品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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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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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古文不宜说理，并非指文章中不应当有理智的成分。对此，我们在曾公关于“自然之文”的论述中可以知晓。曾公在《湖南文征序》中云：“……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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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昆西（De Quincey）在谈论蒲伯（Pope）的诗歌时，曾云：“吾人所谓文学者，有二类焉，每易混淆，然亦未始不可以截然划分也。一者为知识之文学，二者为魔力之文学。前者用在教人，后者用在感人。前者犹船舵，后者若桨帆。前者仅及知识之表面，后者或具至理，而以美感或同情达之。”而曾公在论及自然之文时，认为不外乎理智与情感两要素，恰好与戴昆西将文学分为“知识之文学”和“魔力之文学”的观点异曲而同工。曾公对于文学见解独到，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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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源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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