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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公认为自然之文，大体不外乎情感与理智两要素，所以其文学源流论亦以情理二字为中心。曾公曾云：“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俪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熙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类也。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涂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矣。”（《文集》卷四——《湖南文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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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以理胜者”，基本指古文而言；所谓“以情胜者”，则基本就骈文而言。因为汉字采用单音制，所以中国文学中除有古文外，还有骈文。古文气势高深，说理精辟，行文多用奇句；骈文格律严谨，韵味深美，行文常用对偶句。中国的文体，基本不出骈体与散体两种类型。关于骈体文与散体文的演变过程，曾公曾作如下简要概述：“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陆、沈、任等比者，皆师班氏者也。茅坤所谓八家，皆师韩氏者也。转相祖述，源远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相类。于是刺议互兴，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来，骈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将厌。宋代诸子，乃承其敝，而倡为韩氏之文。而苏轼遂称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胜，物穷则变，理固然也。”（《文集》卷一——《送周荇农南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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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骈体与散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但曾公认为二者之间仍有相通之处。其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由徐、庾而进于任、沈，由任、沈而进于潘、陆，由潘、陆而进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由班、张而进于卿、云。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则可窥‘六经’之阃奥矣。”（庚申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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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经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在视角上有极大差别。后者没有收录“六经”，曾公对此颇不以为然。其言曰：“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类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经史百家杂钞·序例》）此段论述的大意即是，《六经》乃是古文的源头，在选编古文时应当饮水思源，而不可数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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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古文源于“六经”，此与刘勰、颜之推的观点相符合。至于文学体裁，曾公认为可以分为十一类。其在《杂著》中云：“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流别，大率十有一类。著作敷陈，发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为类有二：无韵者，曰著作辩论之类；有韵者，曰词赋敷陈之类。人有所著，吾以意从而阐明之者，其为类一，曰叙述注释之类。以言告于人者，其为类有三：自上告下，曰诏诰檄令之类；自下告上，曰奏议献策之类；友朋相告，曰书问笺牍之类。以言告于鬼神者，其为类一，曰祝祭哀吊之类。记载事实，以传示于后世者，其为类有四：记名人，曰纪传碑表之类；记事迹，曰叙述书事之类；记大纲，曰大政典礼之类；记小物，曰小事杂记之类。凡此十一类，古今文字之用，尽于此矣。”（《杂著》卷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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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则将文学体裁分作十三类。对于两种分类方式之间的异同，曾公自己写道：“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曰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经史百家杂钞·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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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将自己所分的十一类文学体裁，又进一步归纳为三大门：著述门，包括论著、词赋、序跋等三类；告语门，包括诏令、奏议、书牍、哀祭等四类；记载门，如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四类。此分类如此细密精当，不但不在刘勰、萧统之下，而且即使与姚鼐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阆仙先生在《文章源流》中称：“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分为十一类，括以著述、告语、记载三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较姚氏又进矣。”此评价毫无夸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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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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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的发展史而论，必定是先有文学的创作，然后才有各种人为总结的写作方法。曾公因为十分沉迷于文艺，加之曾编纂《经史百家杂钞》，所以对此文学发展规律十分了解。曾公在其所作的《湖南文征序》中写道：“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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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爱好诗文，在古文方面的造诣尤其深厚，所以对于古文的写作手法，亦有详细的论述，比如在回复许仙屏的信函中云：“来示询及古文之法。仆本无所解，近更荒浅，不复厝意。古文者，韩退之氏厌弃六朝骈俪之文，而反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名号虽殊，而其积字而为句，积句而成段，积段而为篇，则天下之名为文者一也。国藩以为欲着字之古，宜研究《尔雅》《说文》小学训诂之书，故尝好观近人王氏、段氏之说。欲造句之古，宜仿效《汉书》《文选》，而后可贬俗而裁伪。欲分段之古，宜熟读班、马、韩、欧之作，审其行气之短长、自然之节奏。欲谋篇之古，则群经诸子，以至近世名家，莫不各有匠心，以成章法，如人之有肢体，室之有结构，衣之有要领。大抵以力去陈言，戛戛独造为始事；以声调铿锵，包蕴不尽为终事。仆学无师承，冥行臆断，所辛苦而仅得之者，如是而已。”（《书札》卷十四）此封信中，曾公不仅谈及在古文写作中应当如何用字、造句、分段、谋篇，而且认为写文章时应懂得创新，充满趣味。可谓深得文学创作手法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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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对谋篇、分段、造句等项，同样有精辟的议论。如：“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己未八月）“古文之道，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庚申十月）此言如何谋篇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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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不断，似咽不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辛亥七月）此言如何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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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奇辞大句，须得瑰玮飞腾之气，驱之以行。凡堆重处，皆化为空虚，乃能为大篇，所谓气力有余于文之外也，否则气不能举其体矣。”（辛亥七月）此言如何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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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造句的方法，曾公在《杂著》中亦曾论及。如：“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玮俊迈，以杨、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玮诙诡之胜者，则莫盛于韩子。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均能细意熨贴，朴厚微至。雄奇者，得之天事，非人力所可强企。惬适者，诗书酝酿，岁月磨炼，皆可日起而有功。惬适未必能兼雄奇之长，雄奇则未有不惬适者。学者之诚，当仰窥于瑰玮俊迈、诙诡恣肆之域，以期日进于高明。若施手之处，则端从平实惬适始。”（《杂著》卷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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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使文章意境雄奇，不仅要懂得如何造句，亦要擅长用字。曾公在致其子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尔问文中雄奇之道。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古雅而句能古雅、句不古雅而气能古雅者，亦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杨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之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之工夫居多。”（《家训》卷上——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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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用字，曾公在回复李眉生的一封信中，有最为详细的论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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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询虚实、譬喻、异诂等门，嘱以破格相告，若鄙人有所秘惜也者。仆虽无状，亦何敢稍怀吝心？特以年近六十，学问之事，一无所成，未言而先自愧赧。昔在京师，读王怀祖、段茂堂诸书，亦尝研究古文家用字之法。来函所询三门：虚实者，实字而虚用，虚字而实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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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谓之实字虚用？如‘春风风人，夏雨雨人’，上‘风’‘雨’，实字也；下‘风’‘雨’，则当作‘养’字解，是虚用矣。‘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上‘衣’‘食’，实字也；下‘衣’‘食’，则当作‘惠’字解，是虚用矣。‘春朝朝日，秋夕夕月’，上‘朝’‘夕’，实字也；下‘朝’‘夕’，则当作‘祭’字解，是虚用矣。‘入其门，无人门焉者；入其闺，无人闺焉者’，上‘门’‘闺’，实字也；下‘门’‘闺’，则当作‘守’字解，是虚用矣。后人或以实字作本音读，虚字破作他音读，若‘风’读若‘讽’，‘雨’读若‘吁’，‘衣’读若‘裔’，‘食’读若‘嗣’之类，古人曾无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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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谓之虚字实用？如‘步’，行也，虚字也，然管子之‘六尺为步’、韩文之‘步有新船’，《舆地》之‘瓜步邀笛步’、《诗经》之‘国步天步’，则实用矣。‘薄’，迫也，虚字也，然因其丛密而林曰‘林薄’、因其不厚而帘曰‘帷薄’，以及《尔雅》之‘屋上薄’、《庄子》之‘高门悬薄’，则实用矣。‘覆’，败也，虚字也，然《左传》设伏以败人之兵，其伏兵即名曰‘覆’，如‘郑突为三覆以待之’‘韩穿帅九覆于敖前’，是虚字而实用矣。‘从’，顺也，虚字也，然《左传》于位次有定者，其次序即名曰‘从’，如‘荀伯不服从’‘竖牛乱大从’，是虚字而实用矣。然此犹就虚字之本义而引伸之也。亦有与本义全不相涉，而借此字以名彼物者。如‘收’，敛也，虚字也，而车之軨名曰‘收’；‘贤’，长也，虚字也，而车毂之大穿名曰‘贤’；‘畏’，惧也，虚字也，而弓之渊名曰‘畏’；‘峻’，高也，虚字也，而弓之挂弦处名曰‘峻’。此又器物命名，虚字实用之别为一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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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用字有譬喻之法。后世须数句而喻意始明，古人只一字而喻意已明。如骏，良马也。因其良而美之，故《尔雅》训骏为大；马行必疾，故骏又训为速。《商颂》之‘下国骏庞’、《周颂》之‘骏发尔私’，是取大之义为喻也。《武成》之‘侯卫骏奔’、《管子》之‘弟子骏作’，是取速之义为喻也。膍，牛百叶也。或作肶，或作毗，音义并同。牛百叶重叠而体厚，故《尔雅》《毛传》皆训为厚。《节南山》之‘天子是毗’、《采菽》之‘福禄膍之’，是取厚之义为喻也。宿，夜止也。止则有留义，又有久义。子路之无宿诺、孟子之不宿怨，是取留之义为喻也。《史记》之宿将宿儒，是取久之义为喻也。渴，欲饮也，欲之则有切望之义，又有急救之义。郑笺《云汉》诗曰‘渴雨之甚’，石苞檄吴书曰‘渴赏之士’，是取切望之义为喻也。《公羊传》曰‘渴葬’，是取急就之义为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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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异诂云者，则无论何书，处处有之。大抵人所共知，则为常语；人所罕闻，则为异诂。昔郭景纯注《尔雅》，近世王伯申著《经传释词》，于众所易晓者，皆指为常语，而不甚置论。惟难晓者，则深究而详辨之。如淫训为淫乱，此常语，人所共知也。然如《诗》之‘既有淫威’，则淫训为大；《左传》之‘淫刑以逞’，则淫训为滥；《书》之‘淫舍梏牛马’，《左》之‘淫刍荛者’，则淫当训为纵；《庄子》之‘淫文章’‘淫于性’，则淫又当训为赘：皆异诂也。党训乡党，此常语，人所共知也。然《说文》云‘党，不鲜也’，党字从黑，则色不鲜，乃是本义。《方言》又云‘党，智也’，郑注以为‘解寤之貌’；《乡射礼》‘侯党’，郑注以为‘党，旁也’；《左传》‘何党之乎’，杜注以为‘党，所也’：皆异诂也。展训为舒展，此常语也。即《说文》训展为转，《尔雅》训展为诚，亦常语，人所共知也。然《仪礼》‘有司展群币’，则展训为陈；《周礼》‘展其功绪’，则展训为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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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獒》‘时庸展亲’，则展当训为存省；《周礼》之‘展牺牲’‘展钟’‘展乐器’，则展又当训为察验：皆异诂也。此国藩请求故训分立三门之微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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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用字，不主故常，初无定例。要之，各有精意运乎其间。且如高平曰阜，大道曰路，上之高者曰冢曰坟，皆实字也。然以其有高广之意，故《尔雅》《毛传》于此四字，均训为大。‘四牡孔阜’‘尔殽既阜’‘火烈具阜’‘阜成兆民’，其用阜字，俱有盛大之意。王者之门曰路门，寝曰路寝，车曰路车，马曰路马，其用路，俱有正大之意。长子曰冢子，长妇曰冢妇，天官曰冢宰，友邦曰冢君，其用冢字，俱有重大之意。《小雅》之‘牂羊坟首’，《司烜》之‘共坟烛’，其用坟字，俱有肥大之意。至三坟五典，则高大矣。凡此等字，谓之实字虚用也可，谓之譬喻也可，即谓之异诂也亦可。”（《书札》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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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实字虚用”，大约就是指名词作动词用，或名词作形容词用。而所谓“虚字实用”，大概是指动词作名词用，或形容词作名词用。至于所谓“譬喻之法”，则大约是将名词用作形容词、副词，或将动词用作形容词、副词。而所谓“异诂”，大概是指字的引申义而言。以上均属于字的活用与词性的变化，基本不出现代文法学、修辞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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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在用字选词上十分讲究，但既不赞成一味模仿甚至剽窃前人之作，又不喜欢使用生僻之字、艰涩之句。此主张令庸俗之辈大感震惊。曾公在回复陈右铭的信函中云：“仆昔备官朝列，亦尝好观古人之文章。窃以自唐以后，善学韩公者，莫过于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数家之作而考其风旨，私立禁约，以为有必不可犯者，而后其法严而道始尊。大抵剽窃前言，句摹字拟，是为戒律之首。称人之善，依于庸德，不宜褒扬溢量，动称尤多。奇行异征，邻于小说诞妄者之所为；贬人之恶，又加慎焉。一篇之内，端绪不宜繁多。譬如万山旁薄，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挈一领。否则首尾冲决，陈义芜杂，兹足戒也。识度曾不异人，或乃竟为僻字涩句，以骇庸众，斫自然之元气，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严。明兹数者，持守勿失，然后下笔，造次皆有法度，乃可专精，以理吾之气。”（《书札》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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