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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主张道与文应当彼此独立，所以曾公曾认为古文“不宜说理”。比如曾公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写道：“见示诗文诸作，质雅劲健，不盗袭前人字句，良可诵爱。中如《书西铭讲义后》，鄙见约略相同。然此等处颇难着文。虽以退之著论，日光玉洁，后贤犹不免有微辞。故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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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文不宜说理，并非指古文中不应当含有理智的成分，而是说不应当专门讲道学家所讲的“理”。如果文章中专讲道学家所讲的“理”，则必定如清教徒说教一般，千篇一律，索然无味。近来有不少革命文学作品问世，但其中一些说教气息太浓，只重理论而不重情致，只重内容而不重形式，结果难以赢得读者的青睐。辛克莱（Upton Sinclair）为美国左派文坛上的健将，其所作的《屠场》，十分之九的内容为具体的叙述，但其余十分之一则全是抽象的理论，于是大大降低其文学价值，成为普通的宣传品。可见，“不宜说理”一语，不仅适用于过去的文学作品，同样亦适用于现代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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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但反对“崇道贬文”之说，敢于提出文学独立的主张，而且认为文章应能反映作者本人的个性。其在回复刘蓉的信函中写道：“自周公以下，惟孔、孟道与文俱至。吾辈欲法孔、孟，固当取其道与文而并学之。其或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则各视乎性之所近。……若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为然，恐亦未必果为笃论也。”（《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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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道德，本来就是相互独立的两件事；文学与哲理，二者亦不能混为一谈。曾公关于文与道之间关系的论述，基本可以划清文学与道德的界限，解除文学与哲理的纠缠，所以曾公不仅主张文学独立论，而且提出尊重个性之说。然而，因为毕竟受当时风气的影响，所以曾公难免仍存有“道足文工”的观念，此为时代的局限性，而非曾公个人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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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与文字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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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公所处的时代里，学术的主流为义理学、词章学与考据学。义理学注重道德、哲理，与文学的内容有关；考据学注重文字训诂，与文学的外形有关。曾公不仅在文学与道德、哲理的关系方面有自己的见解，而且对文学与文字学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如：“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家训》卷上——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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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余尝怪国朝大儒，如戴东原、钱辛楣、段懋堂、王怀祖诸老，其小学训诂，实能超越近古，直逼汉唐，而文竟不能追古人深处，达于本而阂于末，知其一而昧其二，颇觉不解。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晋人左思、郭璞小学最深，文章亦逼两汉，潘、陆不及也）。”（《家训》卷下——同治二年三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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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段文字，均表明曾公希望“以精确之训诂，作古茂之文章”（同上），将文学与文字学联为一体。作文章时，注重对字句的训诂，力求措辞精准恰当、语言古雅优美——此种观点与高考尔（Gauckler）所谓“文学乃一种字句之艺术”，以及赫胥尔（Huxley）所谓“文学即美丽之文字”，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三者均十分重视文学的外形，即如何遣词造句。曾公虽然有唯美主义的倾向，但并非一味追求文学的外形。其之所以重视文学的外形，是因为深知“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的道理。曾公在《日记》中写道：“韩文《柳州罗池庙碑》，觉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中第一妙境。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油然不能自已，庶渐渐可入佳境。”（己未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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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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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时常就义理、词章、考据三者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见解，此是受时代影响的缘故，尤其以受桐城姚鼐的影响为最多。曾公在《圣哲画像记》中写道：“姚先生持论闳通，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即其明证。因为曾公在文学方面的见解多受时代的影响，所以针对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曾公亦曾有所论述。比如，曾公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写道：“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中，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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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群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焘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世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耶？”（《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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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学与社会形势的关系，曾公在阐述的同时不住感慨，因为不仅明白文学的盛衰与当时的学术风气有关，而且知道文学的盛衰与文学家生活的安定与否亦关系密切。比如，在欧洲的黑暗时代，神学异常兴盛，导致文学界死寂一片，除但丁（Dante）及其所作的《神曲》（The Divine Comedy）外，著名的作家与作品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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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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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古文不宜说理，并非指文章中不应当有理智的成分。对此，我们在曾公关于“自然之文”的论述中可以知晓。曾公在《湖南文征序》中云：“……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情，曰理。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则相去十百千万而未始有极。”（《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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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昆西（De Quincey）在谈论蒲伯（Pope）的诗歌时，曾云：“吾人所谓文学者，有二类焉，每易混淆，然亦未始不可以截然划分也。一者为知识之文学，二者为魔力之文学。前者用在教人，后者用在感人。前者犹船舵，后者若桨帆。前者仅及知识之表面，后者或具至理，而以美感或同情达之。”而曾公在论及自然之文时，认为不外乎理智与情感两要素，恰好与戴昆西将文学分为“知识之文学”和“魔力之文学”的观点异曲而同工。曾公对于文学见解独到，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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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源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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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曾公认为自然之文，大体不外乎情感与理智两要素，所以其文学源流论亦以情理二字为中心。曾公曾云：“自群经而外，百家著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抵义不孤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俪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熙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类也。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涂轨，远搜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矣。”（《文集》卷四——《湖南文征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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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以理胜者”，基本指古文而言；所谓“以情胜者”，则基本就骈文而言。因为汉字采用单音制，所以中国文学中除有古文外，还有骈文。古文气势高深，说理精辟，行文多用奇句；骈文格律严谨，韵味深美，行文常用对偶句。中国的文体，基本不出骈体与散体两种类型。关于骈体文与散体文的演变过程，曾公曾作如下简要概述：“自汉以来，为文者莫善于司马迁。迁之文，其积句也皆奇，而义必相辅，气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则毗于用偶，韩愈则毗于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陆、沈、任等比者，皆师班氏者也。茅坤所谓八家，皆师韩氏者也。转相祖述，源远而流益分，判然若黑白之不相类。于是刺议互兴，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来，骈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将厌。宋代诸子，乃承其敝，而倡为韩氏之文。而苏轼遂称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胜，物穷则变，理固然也。”（《文集》卷一——《送周荇农南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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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骈体与散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体，但曾公认为二者之间仍有相通之处。其在《日记》中写道：“古文之道，与骈体相通。由徐、庾而进于任、沈，由任、沈而进于潘、陆，由潘、陆而进于左思，由左思而进于班、张，由班、张而进于卿、云。韩退之之文，比卿、云更高一格。解学韩文，则可窥‘六经’之阃奥矣。”（庚申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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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经编纂《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在视角上有极大差别。后者没有收录“六经”，曾公对此颇不以为然。其言曰：“村塾古文，有选《左传》者，识者或讥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录古文，不复上及‘六经’，以云尊经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今舍经而降以类求，是犹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国？将可乎哉？余抄纂此编，每类必以‘六经’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为归，无所于让也。”（《经史百家杂钞·序例》）此段论述的大意即是，《六经》乃是古文的源头，在选编古文时应当饮水思源，而不可数典忘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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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认为古文源于“六经”，此与刘勰、颜之推的观点相符合。至于文学体裁，曾公认为可以分为十一类。其在《杂著》中云：“文字者，以代语言，记事物名数而已。其流别，大率十有一类。著作敷陈，发明吾心之所欲言者，其为类有二：无韵者，曰著作辩论之类；有韵者，曰词赋敷陈之类。人有所著，吾以意从而阐明之者，其为类一，曰叙述注释之类。以言告于人者，其为类有三：自上告下，曰诏诰檄令之类；自下告上，曰奏议献策之类；友朋相告，曰书问笺牍之类。以言告于鬼神者，其为类一，曰祝祭哀吊之类。记载事实，以传示于后世者，其为类有四：记名人，曰纪传碑表之类；记事迹，曰叙述书事之类；记大纲，曰大政典礼之类；记小物，曰小事杂记之类。凡此十一类，古今文字之用，尽于此矣。”（《杂著》卷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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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则将文学体裁分作十三类。对于两种分类方式之间的异同，曾公自己写道：“姚姬传氏之纂古文辞，分为十三类。余稍更易，为十一类。曰论著、曰词赋、曰序跋、曰诏令、曰奏议、曰书牍、曰哀祭、曰传志、曰杂记，九者，余与姚氏同焉者也。曰赠序，姚氏所有，而余无焉者也。曰叙记、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无焉者也。曰颂赞、曰箴铭，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词赋之下编。曰碑志，姚氏所有，余以附入传志之下编。论次微有异同，大体不甚相远。”（《经史百家杂钞·序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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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将自己所分的十一类文学体裁，又进一步归纳为三大门：著述门，包括论著、词赋、序跋等三类；告语门，包括诏令、奏议、书牍、哀祭等四类；记载门，如传志、叙记、典志、杂记等四类。此分类如此细密精当，不但不在刘勰、萧统之下，而且即使与姚鼐相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高阆仙先生在《文章源流》中称：“曾氏《经史百家杂钞》，分为十一类，括以著述、告语、记载三门，若网在纲，有条不紊，较姚氏又进矣。”此评价毫无夸大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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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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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的发展史而论，必定是先有文学的创作，然后才有各种人为总结的写作方法。曾公因为十分沉迷于文艺，加之曾编纂《经史百家杂钞》，所以对此文学发展规律十分了解。曾公在其所作的《湖南文征序》中写道：“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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