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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寄曾国荃的信函中云：“《古文四象》目录，钞付查收。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即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其中所选之文，颇失之过于高古。弟若依此四门而另选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钞读之，必有进益。但趣味一门，除我所钞者外，难再多选耳。”（《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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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文四象》一书，王蘧常在所作的《曾文正公著述考》中有十分详细的考订。王氏对此书的评价是：“盖以古文境诣立论，非傅会于《易》说，更非宋儒所谓太极之说。学者不察，驯至索隐行怪，则堕魔阵矣。”（见《归纳》第二期）此言深有见地。同时，王氏认为，曾公“于四属中各析为二属：太阳气势，分为二属，曰喷薄之势、跌宕之势；少阳趣味，曰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太阴识度，曰闳括之度、含蓄之度；少阴情韵，曰沉雄之韵、凄恻之韵”。可见曾公在评论文章时，所采用的标准非常细密，远非姚鼐仅用阳刚、阴柔两个标准所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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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曾公在评诗时，重在考察气势、识度、情韵、趣味、机神等五方面。然而，后来曾公对此说法有所改动。比如其在《日记》中云：“夜分气势、识度、情韵、机趣、工律五者，选钞各体诗，将曹、阮二家选毕。”（戊辰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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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机神”改为“机趣”，用“工律”替代“趣味”，究其原因，或许是曾公感觉沈德潜的格律之说要胜过王渔洋的神韵之说吧。神韵飘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人的天分；而格律工整，则主要依靠后天的努力。评诗时，既认同神韵之说，亦采用格律之说，由此可见曾公兼容并包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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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十八家诗钞》，其五言古诗部分，于书页下方印有四类红字，分别是从气势，识度，情韵，工律等四方面所做的评论，而没有关于机神的评价。王蘧常认为，此是曾公早年的观点。对王氏的论断，我感觉似乎还有待商榷。因为曾公将“工律”列为评诗标准的时间并不早，上面从曾公《日记》中所摘录的一段话即是证据。所以我认为，曾公是将“机神”归并入“情韵”之中，从而使原来的五条标准变为四条。王渔洋论诗时，以“神韵”为主，可见“机神”与“情韵”本来就有相通之处。王蘧常根据曾公的说法，又从《十八家诗钞》中编出《古诗四象》一书，并谓：“先生书名未定，姑著之云尔。”（见《归纳》第二期）其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十分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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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渔洋的神韵之说、赵秋谷的声调之说、沈归愚的格律之说，以及袁简斋的性灵之说，均可以作为评诗标准，只不过每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愿接纳他人的观点。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却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广泛借鉴。其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远非王、赵、沈、袁四人所能及。曾公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属于综合学派，在文学批评上，亦属于综合学派，的确是一有趣的现象。若非博学多识，怎会如此呢？王君琛在其所作的《曾文正公论文粹语辑要》一文中认为，曾公的“古文四象”“古诗四象”之说，为曾公本人“独有之创作”（见湖大《文学期刊·创刊号》）。确实如此！曾公的学问，虽然源自许多前人的成果，但博采众长，最后融合成自己的东西，在综合性之中，自然包含有曾公本人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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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阅读名家作品时，固然应当持一定的评价标准，但更需要有作品内容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则不但不能了解作家本人，而且对作品的评价亦多是自欺欺人之论。曾公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诗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渠既迥绝群伦矣，而后人读之，不能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是读者之见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令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多道途说，扣槃扪烛之类，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家训》卷下——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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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与法国人贝芳（Buffon 1707-1788）“文体即人”（Le Style C’est I’homme）的观点，以及英国人亨特（Hunt）“人即文体”（The Man is the Style）的主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创作者角度而言，只有具备某种个性，才能写出相应风格的文学作品，所以说“人即文体”。站在阅读者角度而言，通过阅读一个人的文学作品，即可看出该人的个性，所以说“文体即人”。曾公所言，就创作过程而论，其实就是“人即文体”之说；就阅读过程而论，则就是“文体即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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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认为在阅读名家作品时，应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则与姚鼐的见解相同。姚氏尝于《古文辞类纂·序目》中云：“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格、气、味、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姚氏所谓的“精”“粗”，分别对应于曾公所谓的“神”“貌”，即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姚氏认为“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曾公主张“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二者表述虽然不同，但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前后顺序以及重要性上，有相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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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公主张在读名家作品时，应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则其本人在读名家作品时，自然不会敷衍草率。下面我们就来谈论一下曾公对名著的评论，借以窥探曾公的学问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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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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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曾经称赞道：“司马迁，文家之王都也。”（《文集》卷一）可谓对太史公推崇备至。司马迁一生的杰作，便是《史记》，同样深受曾公喜爱。曾公对《史记》的评价，前文已略作叙述，其中大多采用文学家的视角。此处再摘录几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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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读完《史记·萧相国世家》后，曾点评道：“萧相之功，只从猎狗及鄂君两段指点，其余却皆从没要紧处着笔。实事当有数十百案，概不铺写。文之所以高洁也！后人为之，当累数万言不能休矣。”（《求阙斋读书录》卷三）在读完《绛侯周勃世家》后，又评价道：“太史公于不平事多借以发抒，以自鸣其郁抑。此于绛侯父子下狱事，却不代鸣冤苦，而以‘足己不学，守节不逊’二语责绛侯，故知子长自闻大道。或以谤书讥之，非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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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称赞司马迁文笔优美，另一方面感叹司马迁见识深远，敢于突破世俗偏见，将自己的独立见解付诸笔端。由此可见曾公读《史记》时的认真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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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并非喜欢标新立异，故意表现自己。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时，一直用事实说话。在读《张耳陈余列传》后，曾公点评道：“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卷同上）此原本为班固对司马迁的看法，曾公的阐释只不过更加详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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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被讥讽为诽谤之书，曾公为其鸣不平；班固指出司马迁的不足，曾公证实班固评价的正确性。刘勰云：“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龙·序志》）此言可谓是对曾公评价《史记》一书时所持态度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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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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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但爱读《史记》，而且更爱读《庄子》。关于曾公对《庄子》的喜爱以及从《庄子》中所受的影响，前文已经述及。另外，在其《求阙斋读书录》卷五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曾公对《庄子》的批评。如：“庄子自以为游方之外，不婴世凶。余读《养生主》《人间世》等篇，其持身涉世，用心亦何苦也！其曰‘虚舟不忤’‘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与齐偕入，与汩俱出’，反复言之。岂诚忘机哉？使诚忘机，则不复言机矣。《越世家》载其不救陶朱公之子，亦机心之为之也。姚惜抱责之，非过也。”庄子最能领悟自然之趣，但却依旧不能丢弃世俗之心。假若不熟读《庄子》，怎能有此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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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陆宣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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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对《史记》《庄子》作出恰当合理的评价，而且同样能用公允的态度看待《陆宣公集》。比如：“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能及。”（《鸣原堂论文》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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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所写的奏议类文章，为世人所称道，但仅仅因为喜用骈句，而为古文家所排斥。曾公师法韩昌黎，仰慕桐城派，堪称一位优秀的古文大家，然而竟如此推崇陆贽的文章。此种态度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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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韩昌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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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最喜欢韩愈的文章，在其《日记》与《读书录》中，对韩愈文章的评论非常多，其中最著名的几则为：“二日内，觉于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韩文实从杨、马得来，而参以孔、孟之义理，所以雄视千古。”（《日记》——壬子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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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日记》——庚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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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日记》——壬戌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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