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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与法国人贝芳(Buffon 1707-1788)“文体即人”(Le Style C’est I’homme)的观点,以及英国人亨特(Hunt)“人即文体”(The Man is the Style)的主张,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站在创作者角度而言,只有具备某种个性,才能写出相应风格的文学作品,所以说“人即文体”。站在阅读者角度而言,通过阅读一个人的文学作品,即可看出该人的个性,所以说“文体即人”。曾公所言,就创作过程而论,其实就是“人即文体”之说;就阅读过程而论,则就是“文体即人”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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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认为在阅读名家作品时,应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则与姚鼐的见解相同。姚氏尝于《古文辞类纂·序目》中云:“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格、气、味、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姚氏所谓的“精”“粗”,分别对应于曾公所谓的“神”“貌”,即今天所说的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姚氏认为“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曾公主张“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二者表述虽然不同,但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前后顺序以及重要性上,有相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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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曾公主张在读名家作品时,应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则其本人在读名家作品时,自然不会敷衍草率。下面我们就来谈论一下曾公对名著的评论,借以窥探曾公的学问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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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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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曾经称赞道:“司马迁,文家之王都也。”(《文集》卷一)可谓对太史公推崇备至。司马迁一生的杰作,便是《史记》,同样深受曾公喜爱。曾公对《史记》的评价,前文已略作叙述,其中大多采用文学家的视角。此处再摘录几则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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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读完《史记·萧相国世家》后,曾点评道:“萧相之功,只从猎狗及鄂君两段指点,其余却皆从没要紧处着笔。实事当有数十百案,概不铺写。文之所以高洁也!后人为之,当累数万言不能休矣。”(《求阙斋读书录》卷三)在读完《绛侯周勃世家》后,又评价道:“太史公于不平事多借以发抒,以自鸣其郁抑。此于绛侯父子下狱事,却不代鸣冤苦,而以‘足己不学,守节不逊’二语责绛侯,故知子长自闻大道。或以谤书讥之,非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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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称赞司马迁文笔优美,另一方面感叹司马迁见识深远,敢于突破世俗偏见,将自己的独立见解付诸笔端。由此可见曾公读《史记》时的认真仔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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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并非喜欢标新立异,故意表现自己。其对文学作品进行评价时,一直用事实说话。在读《张耳陈余列传》后,曾公点评道:“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卷同上)此原本为班固对司马迁的看法,曾公的阐释只不过更加详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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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被讥讽为诽谤之书,曾公为其鸣不平;班固指出司马迁的不足,曾公证实班固评价的正确性。刘勰云:“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文心雕龙·序志》)此言可谓是对曾公评价《史记》一书时所持态度的最好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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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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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但爱读《史记》,而且更爱读《庄子》。关于曾公对《庄子》的喜爱以及从《庄子》中所受的影响,前文已经述及。另外,在其《求阙斋读书录》卷五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曾公对《庄子》的批评。如:“庄子自以为游方之外,不婴世凶。余读《养生主》《人间世》等篇,其持身涉世,用心亦何苦也!其曰‘虚舟不忤’‘虽有忮心,不怨飘瓦’‘与齐偕入,与汩俱出’,反复言之。岂诚忘机哉?使诚忘机,则不复言机矣。《越世家》载其不救陶朱公之子,亦机心之为之也。姚惜抱责之,非过也。”庄子最能领悟自然之趣,但却依旧不能丢弃世俗之心。假若不熟读《庄子》,怎能有此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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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陆宣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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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对《史记》《庄子》作出恰当合理的评价,而且同样能用公允的态度看待《陆宣公集》。比如:“骈体文为大雅所羞称,以其不能发挥精义,并恐以芜累而伤气也。陆公则无一句不对,无一字不谐平仄,无一联不调马蹄,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退之本为陆公所取士;子瞻奏议,终身效法陆公。而公之剖析事理,精当不移,则非韩、苏所能及。”(《鸣原堂论文》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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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所写的奏议类文章,为世人所称道,但仅仅因为喜用骈句,而为古文家所排斥。曾公师法韩昌黎,仰慕桐城派,堪称一位优秀的古文大家,然而竟如此推崇陆贽的文章。此种态度实在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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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韩昌黎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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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最喜欢韩愈的文章,在其《日记》与《读书录》中,对韩愈文章的评论非常多,其中最著名的几则为:“二日内,觉于古文大有所得,乃悟韩文实从杨、马得来,而参以孔、孟之义理,所以雄视千古。”(《日记》——壬子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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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韩文《送高闲上人》,所谓‘机应于心,不挫于物’,姚氏以为韩公自道作文之旨。余谓‘机应于心’,熟极之候也,《庄子·养生篇》之说也;‘不挫于物’,自慊之候也,《孟子·养气章》之说也。‘不挫于物’者,体也,道也,本也;‘机应于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韩子之于文,技也,进乎道矣。”(《日记》——庚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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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原毁》《伯夷颂》《获麟解》《龙杂说》诸首,岸然想见古人独立千古、确乎不拔之象。”(《日记》——壬戌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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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韩文数篇,若有所得。古人之不可及,全在行气,如列子之御风,不在义理字句间也。”(《日记》——辛亥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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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价,均能抓住韩愈文章的精髓。由此约略可见曾公在学习韩愈文章时的勤奋,以及所受韩愈文章影响的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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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杜少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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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章而言,曾公最推崇韩愈;就诗而言,曾公则最赞赏杜甫。曾公在《日记》中写道:“杜诗、韩文所以能百世不朽者,彼自有知言、养气工夫。惟其知言,故常有一二见道语,谈及时事,亦甚识当世要务。惟其养气,故无纤薄之向。”(癸卯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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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杜诗五古,观其笔阵伸缩吐茹之际,绝似《史记》。忆古人有谓杜少陵似太史公者,不记是东坡之言乎,抑他人之言乎。”(己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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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杜诗五古,古人妙处,只是造句之法变幻无穷,故终身无一复句,犹之《毛诗》无相袭之调也。昔尝以作古文宜用杜诗造句之法;近来久未温习及此矣。”(己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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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杜诗五古,爱其句法瘦劲,变化通于古文造句之法。憾吾能知之而手不能为之耳!”(庚午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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