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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心境两闲，无营无待，柳记欧跋，得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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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丑正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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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诗文时，虽然偶尔夹有主观见解，但常常也能作出客观的评价。欲作客观的评价，需要先有一定的评价标准。曾公在《重刻茗柯文编序》中写道：“盖文章之变多矣。高才者好异不已，往往造为瑰玮奇丽之辞，仿效汉人赋颂，繁声僻字，号为复古。曾无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疣，施胶漆于深衣之上，但觉其不类耳。叙述朋旧，状其事迹，动称卓绝，若合古来名德至行备于一身。譬之画师写真，众美毕具，伟则伟矣，而于其所图之人固不肖也。吾尝执此二者以衡近世之文，能免于二者之讥实鲜，蹈之者多矣！”（《文集》卷四）由此可见，曾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确实有客观的的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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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尔顿（Moulton）曾云：“批评如一判官：彼下判词，以判别艺术之工拙，及其较优较劣之处；彼先定下正确之原理而指其瑕疵；彼所坚持之标准，能使彼作数种艺术品之较量。如是，则常被人称为有价值之批评。”（见莫尔顿所著《文学之近代研究》）若按照莫尔顿所说，可知曾公的文学评论属于有价值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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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评论古文时，以具备才力气势与叙述描写真切为评判标准，与近来所谓“判断的批评”十分相合，同时与近来所提倡的“力的文学”与“描写个性的文学”亦有相似之处，我们应当对此加以仔细体会。至于曾公在评论古诗时，认为有声有色才算满意之作，即是说，文学作品应当兼具音乐之美与图画之美，文学创作不但是“心的艺术”，而且是“耳的艺术”与“眼的艺术”。曾公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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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言诗最难有声响、有光芒。虽《文选》、韦、孟以后诸作，亦复尔雅有余，精光不足。杨子云之《州箴》《百官箴》诸四言，刻意摹古，亦乏作作之光、渊渊之声。余生平于古人四言，最好韩公之作。如《祭柳子厚文》《祭张署文》《进学解》《送穷文》诸四言，固皆光如皎日，响如春霆；即其他凡墓志之铭词，及集中如《淮西碑》《元和圣德》各四言诗，亦皆于奇崛之中迸出声光。其要不外意义层出，笔仗雄拔而已。自韩公而外，则班孟坚《汉书叙传》一篇，亦四言中之最隽雅者。”（《家训》卷上——同治元年十一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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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注意古诗的声色，而且注意文章的声色。比如在致吴子序的信函中写道：“退之论文，先贵‘沉浸浓郁，含英咀华’。陆士衡、刘舍人辈，皆以骨肉停匀为上。姬传先生亦以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四者并称。阁下之文，有骨无肉，似宜于声色二字，少加讲求。”（《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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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古诗的形式而言，曾公注重声色；就古诗的意境而言，曾公仍重视闲适之趣。曾公在致李眉生的信函中云：“诗中有一种闲适之境，专从胸襟着工夫，读之但觉天机与百物相弄相悦，天宇奇宽，日月奇闲。如陶渊明之五古、杜工部之五律、陆放翁之七绝，往往得闲中之真乐。白香山之闲适古调、东坡过岭后之五古，亦能将胸中坦荡之怀，曲曲写出。”（《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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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亦云：“国藩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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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论诗文时能够注意作品的闲适意境与格律声色，可知曾公既不是载道派文人，亦不是载道派批评家。曾公总是以美学原则来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与近来所谓审美的批评家略有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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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的批评，在于用美学原则来说明文艺价值；判断的批评，在于用设定的文学原则来衡量文学价值。二者之间其实存在相通之处。“昔姚鼐先生论古文之途，有得于阳与刚之美者，有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二端判分，画然不谋。余尝数阳刚者，约得四家：曰庄子，曰杨雄，曰韩愈，曰柳宗元。阴柔者约得四家：曰司马迁，曰刘向，曰欧阳修，曰曾巩。然柔和渊懿之中，必有坚劲之质、雄直之气运乎其中，乃有以自立。”（《书札》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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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作为品衡文人及其文艺作品的标准，此种文艺批评方式，既可以称为审美的批评，亦可以称为判断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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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刚之美偏重气势，阴柔之美偏重趣味，对此前文已有言及。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固然重视气势与趣味，但并非仅重视此两方面。曾公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前所示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极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家训》卷下——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由此可见，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常常以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方面作为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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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写道：“余昔年钞古文，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为四属；拟再钞古近体诗，亦分为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尝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之类，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太白之豪、少陵之雄、龙标之逸、昌谷之奇，及元、白、张、王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余钞诗，拟增此一种，与古文微有异同。”（戊辰四月三十日）此亦为曾公将气势、识度、情韵、趣味作为诗文评价标准的明证，只不过在评诗时，又增添机神一项标准，所以与评价文章时稍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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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谓的“机神”，与王渔洋所谓的“神韵”十分相似，与近来所谓的“灵感”亦有相同之处，大概是指作品内容来自创作者的直觉，充满创作者的情感，同时具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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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云：“五言古诗有二种最高之境。一种比兴之体，始终不说出正意。始知《硕人》但颂庄姜之美盛，而无子兆乱已在言外；太叔于田，但夸叔段之雄武，而耦国兆乱已在言外。曹、阮、陈、张、李、杜往往有之。一种盛气喷薄而出，跌高淋漓，曲折如意，不复知为有韵之文。曹、鲍、杜、韩往往有之。”（《日记》——甲子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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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最高之境”，即是指“机神”而言。近来欧洲文坛上兴起的所谓暧昧派或达达主义者，其文学创作的原则有两点：一为亲切（Intimacy），即文字表述生动形象；一为暗示（Revelation），即文字表述充满弦外之音。与“机神”之说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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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评论文章时，对气势、识度、情韵、趣味等四点特别重视，曾经编纂有《古文四象》一书。其在寄曾纪泽、曾纪鸿的信函中云：“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者，偶思邵子四象之说，可以分配。”（《家训》卷下——同治四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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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寄曾国荃的信函中云：“《古文四象》目录，钞付查收。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即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其中所选之文，颇失之过于高古。弟若依此四门而另选稍低者、平日所嗜者，钞读之，必有进益。但趣味一门，除我所钞者外，难再多选耳。”（《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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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文四象》一书，王蘧常在所作的《曾文正公著述考》中有十分详细的考订。王氏对此书的评价是：“盖以古文境诣立论，非傅会于《易》说，更非宋儒所谓太极之说。学者不察，驯至索隐行怪，则堕魔阵矣。”（见《归纳》第二期）此言深有见地。同时，王氏认为，曾公“于四属中各析为二属：太阳气势，分为二属，曰喷薄之势、跌宕之势；少阳趣味，曰诙诡之趣、闲适之趣；太阴识度，曰闳括之度、含蓄之度；少阴情韵，曰沉雄之韵、凄恻之韵”。可见曾公在评论文章时，所采用的标准非常细密，远非姚鼐仅用阳刚、阴柔两个标准所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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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曾公在评诗时，重在考察气势、识度、情韵、趣味、机神等五方面。然而，后来曾公对此说法有所改动。比如其在《日记》中云：“夜分气势、识度、情韵、机趣、工律五者，选钞各体诗，将曹、阮二家选毕。”（戊辰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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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机神”改为“机趣”，用“工律”替代“趣味”，究其原因，或许是曾公感觉沈德潜的格律之说要胜过王渔洋的神韵之说吧。神韵飘逸，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诗人的天分；而格律工整，则主要依靠后天的努力。评诗时，既认同神韵之说，亦采用格律之说，由此可见曾公兼容并包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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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十八家诗钞》，其五言古诗部分，于书页下方印有四类红字，分别是从气势，识度，情韵，工律等四方面所做的评论，而没有关于机神的评价。王蘧常认为，此是曾公早年的观点。对王氏的论断，我感觉似乎还有待商榷。因为曾公将“工律”列为评诗标准的时间并不早，上面从曾公《日记》中所摘录的一段话即是证据。所以我认为，曾公是将“机神”归并入“情韵”之中，从而使原来的五条标准变为四条。王渔洋论诗时，以“神韵”为主，可见“机神”与“情韵”本来就有相通之处。王蘧常根据曾公的说法，又从《十八家诗钞》中编出《古诗四象》一书，并谓：“先生书名未定，姑著之云尔。”（见《归纳》第二期）其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十分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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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王渔洋的神韵之说、赵秋谷的声调之说、沈归愚的格律之说，以及袁简斋的性灵之说，均可以作为评诗标准，只不过每人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愿接纳他人的观点。曾公在评论诗文时，却不拘泥于一家之言，而是广泛借鉴。其兼容并包的治学态度，远非王、赵、沈、袁四人所能及。曾公不仅在哲学思想上属于综合学派，在文学批评上，亦属于综合学派，的确是一有趣的现象。若非博学多识，怎会如此呢？王君琛在其所作的《曾文正公论文粹语辑要》一文中认为，曾公的“古文四象”“古诗四象”之说，为曾公本人“独有之创作”（见湖大《文学期刊·创刊号》）。确实如此！曾公的学问，虽然源自许多前人的成果，但博采众长，最后融合成自己的东西，在综合性之中，自然包含有曾公本人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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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阅读名家作品时，固然应当持一定的评价标准，但更需要有作品内容有深刻的认识。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则不但不能了解作家本人，而且对作品的评价亦多是自欺欺人之论。曾公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譬之书家，羲、献、欧、虞、褚、李、颜、柳，一点一画，其面貌既截然不同，其神气亦全无似处。本朝张得天、何义门，虽称书家，而未能尽变古人之貌。故必如刘石庵之貌异神异，乃可推为大家。诗文亦然，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渠既迥绝群伦矣，而后人读之，不能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是读者之见解未到，非作者之咎也。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令人动指某人学某家，大抵多道途说，扣槃扪烛之类，不足信也。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家训》卷下——同治五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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