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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南屏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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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一信函中云：“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真吾乡豪杰之士也。”（《书札》卷九）又在回复吴南屏的信函中云：“大集古文，敬读一过，视昔年仅见零篇断幅者，尤为卓绝。大抵节节顿挫，不矜奇辞奥句，而字字若履危石而下落纸，乃迟重绝伦。其中闲适之文，清旷自怡，萧然物外，如《说钓》《杂说》《程日新传》《屠禹甸序》之类，若翱翔云表，俯视而有至乐。国藩好读陶公及韦、白、苏、陆闲适之诗，观其博揽物态，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而惜古文家少此恬适之一种。独柳子厚《山水记》，破空而游，并物我而纳诸大适之域，非他家所可及。今乃于尊集数数遇之。故编中虽兼众长，而仆视此等尤高也。”（《书札》卷二十七）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曾公已被吴南屏的文章大大折服。而吴南屏之所以不愿屈身于桐城派门下，大概正是因为其文学造诣确实非同一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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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是曾公对十位文学大家的评论。其实，曾公对文学名家的评论文字还有不少，而从上面所摘录的点评中，我们已经可以体会到曾公评论文学作品的宗旨：起初基本针对文章的遣词造句方面，之后则将思维延伸至作品文字之外，既不固执己见，亦不人云亦云。曾公能够对名家作品做到“辨识其貌，领取其神”，正是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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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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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的文学评论，皆就文学别集或专集而言，至于文学总集，曾公亦曾有所品评。除曾公本人所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外，中国过去的文学总集，以《文选》与《古文辞类纂》最为著名。曾公在致其子曾纪泽的信函中云：“尔所论看《文选》之法，不为无见。吾观汉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二曰声调铿锵。《说文》训诂之学，自中唐以后人多不讲，宋以后说经尤不明故训。及至我朝巨儒，始通小学。段茂堂、王怀祖两家，遂精研乎古人文字声音之本。乃知《文选》中古赋所用之字，无不典雅精当。尔若能熟读段、王两家之书，则知眼前所用之字，凡唐宋文人误用者，惟‘六经’不误，《文选》中汉赋亦不误也。即以尔禀中所论《三都赋》言之，如‘蔚若相如，皭若君平’，以一‘蔚’字该括相如之文章，以一‘皭’字该括君平之道德，此虽不尽关乎训诂，亦足见其下字之不苟矣。至声调之铿锵，如‘开高轩以临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弘之血，鸟生杜宇之魄’‘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等句，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尔看《文选》，能从此二者用心，则渐有入理处矣。”（《家训》卷上——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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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训诂精确”“声调铿锵”，正是汉魏时期文人的写作风格，亦是曾公对《文选》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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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古文辞类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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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欧阳兆熊的信函中云：“《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体固是有伦有序。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词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不刊之典也。”（《书札》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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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其《杂著》中又云：“桐城姚姬传郎中鼐所选《古文辞类纂》，嘉、道以来，知言君子群相推服，谓学古文者求诸是而足矣。国藩服膺有年，窃见其中亦小有疵误，兹摘举于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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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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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司马迁《自序》中，述其父太史公谈论六家要指，诸家互有得失，而终以道家为本。此自司马氏父子学术相传如是，其指要则谈启之，其文辞则迁之为之也。在《自序》篇中，仅文中之一段，故无首尾裁成之迹。今姚氏割此为一篇，而标其目曰《论六家要指》，失其义矣。迁作《五帝本纪》《夏本纪》，所引《尧典》《禹贡》等书，尚多改经文之旧。此述其父之语，岂独无所删改？且如《管晏列传》中，管仲自述感鲍叔之言，岂得遽录以为管仲之文？《淮阴侯传》中，韩信说高祖定三秦一节，岂得遽录以为韩信之文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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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议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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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稚圭《论治性正家疏》——此疏凡分三段：首段言遵祖，次段言治性，末段言正家。姚氏目以治性、正家，则首段无所附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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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稚圭《戒妃匹劝经学疏》——《汉书·匡衡传》：‘成帝即位，衡上书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曰：“……”云云。’国藩按此疏，凡三条：妃匹，一也；经学，二也；威仪，三也。自‘妃匹之际’，至‘远技能’止，第一节，言妃匹也。自‘窃见圣德纯茂’，至‘宜究其意’止，第二节，言经学也。自‘臣又闻圣王之自为动静周旋’，至末，第三节，言威仪也。今姚氏录此文，标其目曰《戒妃匹劝经学疏》，是于三条独遗其一，而于班书所叙，若未之深究者，亦一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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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说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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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毅《报燕惠王书》——应入奏议。（《求阙斋读书录》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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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即是曾公对《古文辞类纂》的评价。另外，《古文辞类纂》中未曾收录经史，对该不足之处，曾公曾在《经史百家杂钞·序例》中作出指责，前文已有提及，此处不再赘述。曾公在评论《文选》时，专门针对所选文章的风格；在评论《古文辞类纂》时，则专门针对编纂者姚鼐的学识水平。两种评论虽然角度不同，但均属于对文学总集的评价，殊途而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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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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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各类文集数不胜数，而其中所耗费的心血、精力与时间更是无可计数。文人们为追求用字之奇、造句之妙，往往冥思苦想，废寝忘食，甚至精神错乱，举止失常。如此这般，究竟是何缘故？其实未必是迫于饥寒，而是由于大家深信叔孙豹之言，认为“立言”能够与“立德”“立功”一同永垂不朽。然而，除不拘于世俗的卓异之士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所以，孔子的教学内容虽然包括文、行、忠、信四方面，但仍以忠、信为主，而唐代裴行俭亦主张“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曾公将高尚的德行作为择人标准与做人原则，所以虽然亦热衷文艺，“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但对所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的说法，却颇不以为然。就器识与文艺的先后而言，曾公的见解其实与裴氏相合。其在《黄仙峤前辈诗序》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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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君子，所以自拔于人人者，岂有他哉？亦其器识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器识之不及，而求小成于事业，末矣。事业之不及，而求有当于语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语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齿诸有亡者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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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谓“自拔于人人者”，即指美名远播，跨越时空，不仅享誉于当时当地，而且流芳后世，永垂不朽。而“自拔”之道，首先在于器识，其次在于事业，最后方才是语言文字。该说法不仅与叔孙豹之言相符，亦是裴氏所谓“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论调。然而，此观念是就“古之君子”而言，仅是对历史的总结。所以曾公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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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君子，秋毫之荣华而以为喜，秋毫之摧挫而以为愠，举一而遗二，见寸而昧尺，器识之不讲，事业之不问，独沾沾以从事于所谓诗者。兴旦而缀一字，抵暮而不安，毁齿而钩研声病，头童而不息，以咿嚘蹇浅之语，而视为钟彝不朽之盛业，亦见其惑矣！”（《文集》卷二）此段文字即是就“今之君子”而论，亦是社会现状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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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对历史的总结，还是对现状的批判，在器识与文艺两者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曾公的观点皆与裴氏相同，差别只在于一详一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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