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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清代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对近年的新文学运动，亦产生一定的影响。对此，周岂明先生有十分详细的阐述，如：“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着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进了政治、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内的文字；曾国藩则将经中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所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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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在清代诗坛上的地位，陈衍在谈论清代的“诗教”时，如此说道：“有清二百余载，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在康熙曰王文简，在乾隆曰沈文悫，在道光、咸丰则祁文端、曾文正也。”（《石遗室诗话》）正如陈衍所讲，曾公在清代诗坛中亦曾占据领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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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关于曾公所推崇、对曾公产生影响的诗人，陈衍亦曾言及，如：“湘乡出，而诗学皆宗涪翁。”（同上）又如：“道、咸以来，何子贞、祁春圃、魏默深、曾涤生、欧阳涧东、郑子尹、莫子偲诸老，始喜言宋诗。何、郑、莫皆出程春海先生门下。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声韵之学者稍改故步，而王壬秋则为《骚选》盛唐如故。”（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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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虽然在《圣哲画像记》中称，所抄录的古今十九位诗坛大家的诗作当中，自己最崇拜“唐之李、杜，宋之苏、黄”，但似乎并无专门学习黄庭坚的倾向。而且，曾公在《家书》中仅仅提及“古诗学苏、黄”，在《日记》中亦只是写道“七律专读黄庭坚”。所以，与陈衍所谓“湘乡诗文字皆私淑江西”似乎不太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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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曾公《诗集》中有一首诗：“大雅沦正音，筝琶实繁响。杜韩去千年，摇落吾安放？涪叟差可人，《风骚》通肸蚃。造意追无垠，琢辞辨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诗集》卷三——《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二首》之一）此诗说明，曾公的确曾经师法黄庭坚，而且还使当时的诗界风气发生转移。由此可见，曾公在清代诗坛上，的确具有极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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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萼孙曾作《近代诗评》一文，对晚清诗界各流派的情形，有颇为详细的叙述，如：“诗学之盛，极于晚清，跨元越明，厥涂有四：瓣香北宋，私淑江西，法梅、王以练思，本苏、黄以植干，求阙、经巢、蝯叟振之于先，散原、海藏、苍虬大之于后，此一派也。远规两汉，旁绍六朝，振采蜚英，《骚》心《选》理，白香、湘绮凤鸣于湘、衡，百足、蜚材鹰扬于楚、蜀，此一派也。无分唐、宋，并咀英华，要以敷鬯为宗，不以苦涩为尚，抱冰一老，领袖群贤，樊易承之，拓为宏丽，此一派也。驱役新意，供我篇章，越世高谈，自闯户牖，公度、南海蔚为大国，复生、观云并足附庸，此一派也。”（《学衡》五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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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钱氏所言可知，晚清诗坛，奇花竞放，百家争鸣。但是，抱冰（即张之洞）、公度（即冯恕）二人出现的年代较晚；而与曾公同时代的湘绮（即王闿运），虽然才华横溢，但个性清高，孤芳自赏。所以，就时代影响而论，道光、咸丰年间，占据诗坛领导地位的流派，其实要推江西派。虽然此派作诗，造句生硬、晦涩难懂，以至于被后人称为“江西魔派”，加之时代变迁，欧洲文风刮进东方古国，中国文坛为顺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要，不得不推陈出新、改弦更张；但是，曾公对宋诗的推崇，以及江西诗派的风行一时，的确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一页，不能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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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曾公艺术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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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曾公在艺术方面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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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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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学习书法，应当首先辨清书法的宗派。只有辨清宗派，定下自己的学习方向，然后才能由模仿他人发展到自我创作。关于书法的宗派，曾公在致其子曾纪泽的信函中，曾经言及，如：“赵文敏集古今之大成。于初唐四家内，师虞永兴，而参以钟绍京，因此以上窥二王、下法山谷，此一径也。于中唐师李北海，而参以颜鲁公、徐季海之沉着，此一径也。于晚唐师苏灵芝，此又一径也。由虞永兴以溯二王及晋、六朝诸贤，世所称‘南派’者也。由李北海以溯欧、褚及魏、北齐诸贤，世所称‘北派’者也。尔欲学书，须窥寻此两派之所以分。南派以神韵胜，北派以魄力胜。宋四家，苏、黄近于南派，米、蔡近于北派。赵子昂欲合二派而汇为一。尔从赵法入门，将来或趋南派，或趋北派，皆可不迷于所往。”（《家训》卷上——咸丰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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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日记》中亦曾有所论述，如：“大约书法不外羲、献父子。余以师羲不可遽几，则先师欧阳信本；欧阳不可遽几，则先师李北海。师献不可遽几，则先师虞永兴；师虞不可遽几，则先师黄山谷。二路并进，必有合处。”（辛酉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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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偶思作字之法，可为师资者，作二语云：‘时贤一石两水，古法二祖六宗。’一石谓刘石庵，两水谓李春潮、程春海；二祖谓羲、献，六宗谓欧、虞、褚、李、柳、黄也。”（丁卯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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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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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书法宗派的论述比较少，但对写字方法的论述则特别多。其在《日记》中写道：“作字之道，刚健、婀娜，二者阙一不可。余既奉欧阳率更、李北海、黄山谷三家，以为刚健之宗，又当参以褚河南、董思白婀娜之致，展为成体之书。”（辛酉十月）即是说，学习书法时，应当留意不同书法家的写字风格。所谓“刚健”，即是阳刚之美；所谓“婀娜”，则是阴柔之美。所以曾公在《日记》中又写道：“作字之道，二者并进，有着力而取阴劲之势，有不着力而得自然之味。着力如昌黎之文，不着力如渊明之诗。着力则右军所称‘如锥画沙’也，不着力则右军所称‘如印印泥’也。二者阙一不可，犹文家所谓‘阳刚之美，阴柔之美’矣。”（甲子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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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所提倡的写字之法，与其所主张的作文之法竟然相一致，可见曾公的联想力非常发达。不仅如此，曾公还在致诸位兄弟的信函中云：“何子贞与予讲字极相合，谓我真知大源，断不可暴弃。予尝谓：‘天下万事万理，皆出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论之：纯以神行，大气鼓荡，脉络周通，潜心内转，此乾道也；结构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神气言，凡坤以形质言，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即此道也。乐本于乾，礼本于坤。作字而优游自得，真力弥满者，即乐之意也；丝丝入扣，转折合法，即礼之意也。’偶与子贞言及此，子贞深以为然，谓渠生平得力，尽于此矣。”（《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将作字之道，与乾坤、与礼乐相比较，且讲解头头是道，并未丝毫牵强之处。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实在出人意表，难怪何绍基赞叹曾公“真知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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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深的话说，作字之法，的确与宇宙运行的原理有相通之处；用粗浅的话说，写字之道，则不外乎用笔、结构两方面。所以曾公在致其子曾纪泽的信函中云：“大抵写字只有用笔、结体两端。学用笔须先看古人墨迹，学结体须用油纸摹古帖。此二者皆决不可易之理。”（《家训》卷上——咸丰九年三月初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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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卫夫人在《笔阵图》中云：“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又云：“凡学书字，先学执笔。”关于如何执笔，曾公认为：“大约握管宜高。能握至管顶者为上；握至管顶之下寸许者次之；握至毫以上寸许者亦尚可习；若握近毫根，则虽写好字，亦不久必退，且断不能写好字。”（《家书》卷六——咸丰九年二月大祥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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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李阳冰曾讲，王羲之练习书法多年，主要练习“永”字，因为“永”字具备八种笔势，只要将“永”字练好练精，便能写好所有字。“永”字八法，依次为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由隋朝僧人智永所创。曾公最重视勒、努，曾云：“作字之道，用笔贵勒、贵努，而不可过露勒、努之迹。精心运之，出以和柔之力，斯善于用勒、用努者。”（《日记》——庚申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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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勒、努之外，曾公对抽笔、偃笔的用法亦曾论及，如：“作书，思偃笔多用之于横，抽笔多用之于竖。竖法宜努抽并用，横法宜勒偃并用，又首贵有俊拔之象，后贵有自然之势。”（《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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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出笔、取势之道，曾公认为：“出笔宜颠腹互用，取势宜正斜并见。用笔之颠，则取正势，有破空而下之状；用笔之腹，则取斜势，有骫属蹁跹之象。”（《日记》——甲子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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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所谓的用笔之道，共有六种，即：“结构圆备如篆法，飘飏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独立如鹤头，郁拔纵横如上隶。”而曾公所提倡的作字之道，共有四个方面：“作字之道，点如珠，画如玉，体如鹰，势如龙，四者阙一不可。体者，一字之结构也；势者，数字数行之机势也。”（《日记》——辛酉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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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说法尽管不同，但均是对用笔、结构之法的论述，且论述时均采用比喻。唐代孙过庭在《书谱》中曾云：“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曾公认为，孙氏的论述虽然比较简约，但其实与自己所表达的意思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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