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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写道：“夫欲书，先乾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此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曾公在《日记》中写道：“因读李太白、杜子美各大篇，悟作书之道，亦须先有惊心动魄之处，乃能渐入证果。若一向由灵妙处着意，终不免描头画角伎俩。”（壬戌四月）两人所言虽然立意不同，但在“意在笔前”的主张上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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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字之道，除用笔、结构外，曾公认为亦要讲究墨色，比如其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云：“……以后作字，须讲究墨色。古来书家，无不善使墨者。几令一种神光活色，浮于纸上，固由临池之勤、染翰之多所致，亦缘于墨之新旧浓淡、用墨之轻重疾徐，皆有精意运乎其间，故能使光气常新也。”（《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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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书法属于一项技艺，但想要成为书法家，亦非易事。元代郑构按照随年岁递进的方法，曾作《学书次第图》，认为学习书法，天资中等之人需花费十八年时间，而天分高者则用十年时间便可。所用时间之长，实在令人震惊！曾公则认为，学习书法，贵在持之以恒，只要坚持不懈，数年时间亦能学有所成。曾公在致曾国华的信函中写道：“习字临《千字文》亦可，但须有恒。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矣。”（《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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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在学习书法上持之以恒，就应当不求速效、不怕困难。比如曾公在寄曾纪鸿的信函中写道：“尔学柳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则失其结构；有其开张，则无其捖搏。古帖本不易学，然尔学之尚不过旬日，焉能众美毕备，收效如此神速？余昔学颜、柳帖，临摹动辄数百纸，犹且一无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间架皆无可观。余自愧而自恶之。四十八岁以后，习李北海《岳麓寺碑》，略有进境。然业历八年之久，临摹已过千纸。今尔用功未满一月，遂欲遽跻精妙耶？余于凡事皆用困勉工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家训》卷下——同治五年正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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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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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仅在作字之法上具有渊博的认识，在书法鉴赏方面亦拥有卓越的见解。其在回复郭意城的信函中写道：“尊书隶字，似不如草篆。少陵‘瘦硬通神’，专为隶字言之。东坡欲泛及真草各体，以为未公不凭，非至论也。仆不解作字。昔年治《说文》，曾广购汉、魏各碑，讨寻源流。如《礼器碑》结体方雅，要为隶家正范。《张猛龙碑》，将隶、楷融成一气，尤足津逮来学。唐隶稍肥，有乖大雅，敢为阁下陈一戒律。近姚伯昂先生专师《曹全碑》，相沿成风，亦旁门也。”（《书札》卷十）此为曾公在隶书鉴赏方面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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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包世臣曾作《国朝书品》一书，将刘墉的楷书、姚鼐的行书与草书列入“妙品”之中。（见《艺舟双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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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刘墉的书法，颇为推崇，如云：“看刘文清公《清爱堂帖》，略得其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艺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远。作文然，作诗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远之中，尤为可贵。”（《日记》——辛酉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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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刘石庵的书法，曾公不但能领略其旨趣，而且能大略看出其师承何人，如云：“阅刘石庵《清爱堂帖》，其起笔多师晋贤及智永《千字文》，用逆蹴之法，故能藏锋。张得天之笔，多师褚、颜两家，用直来横受之法，故不藏锋而联丝萦带，以发其机趣。二者其理本一贯，特逆蹴与直来横受，形迹判然，难合而为一耳！”（《日记》——辛酉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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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姚鼐的草书，曾公则颇有微词，比如其在《日记》中写道：“李少荃赠以姚惜抱先生所书草字千卷，书苏公《登径山诗》，中有缺脱。姚君学怀素书，不甚沉着，特字以人重耳！”（辛酉九月）以上为曾公在真书、草书鉴赏方面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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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有诗云：“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书法家亦经常进入此境界。曾公欣赏完李小湖所收藏的法帖后，即在《日记》中写道：“李小湖所藏法帖：一曰褚书《孟法师碑》，笔意似虞永兴，而结体绝似欧阳率更，与褚公他书不类；一曰丁道护书《启法寺碑》，隋碑，而字体有类晚唐，矮方而匀整，闻春湖侍郎以千金购之苏州陆恭家；一曰宋拓《虞庙堂碑》，即春湖侍郎曾经翻刻者也；一曰《善才寺碑》，名为褚河南书，实魏栖梧书，仿褚法耳！又有晋、唐小楷，共十一种，其中《乐毅论东方赞》绝佳。乃悟古人用笔之道，如强弩引满，蓄而不发。归途作诗二句云：‘侧势远从天上落，横波旋向弩端涵。”’（《日记》——丁卯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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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曾公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有十分详细的讲解，前文已有摘录，此处不再赘述。曾公在《日记》中曾写道：“古之书家，字里行间，别有一种意态。如美人之眉目，可画者也；其精神意态，不可画者也。意态超人者，古人谓之韵胜。”（癸亥九月）此言可谓与寄曾纪泽的信函前后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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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爱好书法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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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本身属于美术范畴，书法大家的作品或以神韵见长，或以魄力见长，均能令人赞赏不已。但爱好书法的原因，则因人而异，有人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应用的工具，有人则纯粹出于审美意识。至于曾公对书法的爱好，最初其实是缘于应用的需要。比如曾公在《家书》中写道：“九弟……二月以来，日日习字，甚有长进。男亦常习小楷，以为明年考差之具。近来改临智永《千字文》帖，不复临颜、柳二家帖，以不合时宜故也。”（《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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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书法的目的在于应付考试、迎合时势，自然是将其视作一种工具。另外，曾公在其《家训》中云：“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亦无非是将书法视为可以应用的工具。只不过治学与从政，跟应付考试、迎合时势力相比，似乎在境界上略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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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由于学识修养日益深厚，曾公爱好书法的原因，颇有“自我表现”的意味。比如其在《日记》中写道：“董香光专用渴笔，以极其纵横使转之力，但少雄直之气。余当以渴笔写吾雄直之气耳！”（辛酉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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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现与迎合时势，虽然有为己与为人的区别，但其实均将书法视作一种工具，且均含有急功近利的意味。曾公后来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心态，认为学习书法时，只有杜绝急功近利之心，才能领会书法艺术的真谛。其见解与近来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颇为相似。曾公云：“大抵作字及作诗古文，脑中须有一段奇气盘结于中，而达之笔墨者，却须遏抑蔽掩，不令过露，乃为深至。若将丝毫求知见好之心洗涤净尽，乃有合处。故曰‘七均斯无声，五和常主淡’也。”（《日记》——辛酉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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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将书法视为工具，后来则将书法作为目的，此次观念上的跨越，与曾公由文以载道论向文学独立论的转变，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均令文艺的价值得到提高，使文艺从配角一跃而成主角。曾公对文艺无比热爱，虽然起初难免受传统观念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但最终却能揭去世俗的面纱，认清文艺的真实面目与价值。若非器识卓越，怎能如此？裴行俭曰：“士当先器识而后文艺。”此话或许不受热衷文艺者的喜欢，但鄙人却非常认同裴氏的观点。因为只有具备卓越的器识，方能不为私利所蒙蔽，不为外物所牵累，从而认识文艺的真正价值。而曾公就是一极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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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十九章 治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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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穑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殚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征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今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回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谦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搢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穑之泽，惟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淳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穑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杂著》卷二——《世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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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家道的兴衰，归因于士大夫的志趣与学问，此观点恰好与《大学》中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的主张相契合。曾公在其政治思想方面，崇尚人治；在其治家理论方面，亦是如此。因为治国与治家，虽然在范围上一大一小，在事务上一繁一简，但二者所包含的原理、所应秉持的原则，其实并无差别。曾公在治理政治与军事之余，在治家方面亦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此不仅是对从祖辈优良家风的继承与发扬，亦是曾公本人在久历官场、饱经世故之后的经验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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