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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曾公留心家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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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所以对家事如此关心，是深受祖训影响的缘故。曾公曾云：“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清洁，第三修诚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家训》卷上——咸丰十年闰三月初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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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上述原因外，似乎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原因，比如曾公曾云：“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用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家训》卷下——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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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章 养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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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长年体弱多病，为此而屡受折磨，于是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注意身心的保养，所以其在养生方法上亦有不少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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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一节 论养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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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拥有充沛的精力，则应当先有一副健康的身体；想要拥有健康的身体，对养生之道，则不能不留意。曾公在谈及养生之道时，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省思虑，除烦恼，二者皆所以清心，‘君逸’之谓也；行步常勤，筋骨常动，‘臣劳’之谓也。”（《书札》卷十八——《与李希庵中丞》）即是说，所谓养生之道，不仅包括多运动，以提高身体方面的健康，而且包括减少烦闷情绪，以保持精神方面的健康。能有此种认识，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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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节 论治身与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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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生之道上，曾公主张既要养身，又要养心。其修养方法，除上面所述及的内容外，曾公在又一次致李希庵的信函中，写道：“窃谓治身当以‘不药’二字为药，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书札》卷十九）此处所谓治心之法，即上文所言及的‘君逸’；所谓治身之法，则是曾公祖父星冈公关于‘不信医药’的训诫。医药原本可以治病，但社会上良医太少，而庸医太多，经常出现因乱用药物而草菅人命的事件。星冈公之所以不信医药，也许正是受当时庸医遍地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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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三节 论养生宜得自然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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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不相信医药，除遵守古训的缘故外，还有一重要的理由，即认为养生与治理国家一样，均宜顺应自然。曾公在致其子的信函中写道：“尔虽体弱多病，然只宜清静调养，不可妄施攻治。庄生云：‘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东坡取此二语，以为养生之法。尔熟于小学，试取‘在宥’二字之训诂体味一番，则知庄、苏皆有顺其自然之意。养生亦然，治天下亦然。若服药而日更数方，无故而终身峻补，疾轻而妄施攻伐，强求发汗，则如商君治秦、荆公治宋，全失自然之妙。柳子厚所谓‘名为爱之，其实害之’，陆务观所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皆此义也。东坡《游罗浮》诗云：‘小儿少年有奇志，中宵起坐存《黄庭》。’下一‘存’字，正合庄子‘在宥’二字之意。盖苏氏兄弟父子皆讲养生，窃取黄、老微旨，故称其子为有奇志。以尔之聪明，岂不能窥透此旨？余教尔从眠食二端用功，看似粗浅，却得自然之妙。以后不轻服药，自然日就壮健矣。”（《家训》卷下——同治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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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晚年治理政务时，十分推崇黄老之术，采用无为而治的思想。不料其在养生方面，竟亦持此种哲学观点！《庄子·养生主》曰：“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而今天我们则能够从曾公晚年的养生方法中，窥见其晚年的施政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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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四节 论养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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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谈及养生方法时，虽然每次表述不完全相同，但基本内容不外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其在《日记》中写道：“养生家之方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辛酉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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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忿窒欲”，目的在于保持精神的健康，可以称之为“心理的修养”。曾公对“惩忿窒欲”的观点，有十分详细的阐述。比如其在寄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吾于凡事，皆守‘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二语，即养生之道亦然。体强者如富人，因戒奢而益富；体弱者如贫人，因节啬而自全。节啬非独食色之性也，即读书用心，亦宜俭约，不便太过。余于《八本》篇中言‘养生以少恼怒为本’，又尝教尔胸中不宜太苦，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屏去恼怒之道也。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矣。此外寿之长短、病之有无，一概‘听其在天’，不必多生妄想去计较他。凡多服药饵，求祷神祇，皆妄想也。”（《家训》卷下——同治四年九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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