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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古人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家训》卷下——同治四年九月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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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惩忿”解释为“少恼怒”，将“窒欲”解释为“知节啬”，说明曾公并非悲观厌世之辈，并不认为应该绝对禁止一切人生欲望，而是主张在释放欲望的同时要略有节制。由此可见，曾公的人生观既不是乐天观（Optimism），亦不是厌世观（Pessimism），而是淑世观（Meliorism）。至于曾公所谓‘尽其在我，听其在天’，则又彰显出其奋斗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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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为养生起见，主张将减少烦恼、节制欲望放在首位，但在励志方面则认为做人处事应当以倔强二字为本，更说明曾公绝非禁欲主义者。曾公在致曾国荃的信中云：“肝气发时，不惟不平和，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弟之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亦不仅余与弟为然。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人命而已。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家书》卷九——同治二年癸亥正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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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李雨亭的信函中云：“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魂梦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铲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书札》卷十二）所谓“以志帅气”，其实类似于上文的“存倔强以励志”，而所谓“以静制动”，则接近于上文的“去忿欲以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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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以志帅气”还是“以静制动”，均指通过精神方面的修养，保持心理的健康。曾公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有“寡思”之说，亦是主张要重视心理的健康。信中写道：“古人谓：‘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思养精。’尊处胜友如云，难以寡言；簿书如麻，难以寡视；或请寡思以资少息乎？”（《书札》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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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内心，可以减少欲望；饮食过饱，则有损身体。所以曾公又认为，养生应当从良好的睡眠与饮食习惯做起。其在《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当于眠食二字悉心体验。食即平日饭菜，但食之甘美，即胜于珍药也。眠亦不在多寝，但实得神凝梦甜，即片刻亦足摄生矣。”（辛酉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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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陈松生的信函中亦写道：“……纪泽身体亦弱，吾教以专从眠食二字上用功。眠所以养阴也，食所以养阳也。养眠贵有一定时刻，而戒其多思；养食亦贵有一定时刻，而戒其过饱。”（《书札》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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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食多动”，目的在于保证身体的健康，可以称之为“生理的修养”。曾公主张“少食”，对此上文已经提及；至于主张“多动”，则在其所谓“养生五事”中有所体现。曾公在致曾国潢的信函中云：“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忿；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其中的“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即是主张“多动”的证据之一。至于“每夜临睡洗脚”，其目的在于保持身体的清洁，促进血液的循环，增加足部的运动，亦与“多动”有关，并且在保持生理卫生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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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养生方法中，还有一项是练习射箭，更能够说明其对运动的重视。比如曾公在致曾国潢、曾国荃的信函中写道：“吾见家中后辈体皆虚弱，……曾以养生六事勖儿辈：一曰饭后千步；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射足以习威仪、强筋骨，子弟宜多习）；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此皆闻诸老人，累试毫无流弊者。”（《家书》卷十——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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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养生方面，虽然重视运动，但似乎仍主张以静养为主。其在《日记》中写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苦用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辛未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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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五节 曾公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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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文曾公在养生方法上的相关言论，我们可以很容易推知曾公本人的养生之道。关于其养生之道，在其所作的《养生要言》中有相当具体的叙述，但基本不外乎心神交养、起居有常。就积极方面而言，以多运动为强健体魄的重要途径，亦可称之为“动的养生法”。就消极方面而言，则以少恼怒为保养精神的重要手段，亦可称之为“静的养生法”。此外，曾公亦十分讲求良好的睡眠习惯与健康的饮食方式，二者对生理与心理均有好处，既可以称之为积极的养生之道，亦可以称之为消极的养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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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对运动的爱好，我们从其致曾国潢的一封信函中可以有所了解。信中写道：“眠食有恒及洗脚二事，星冈公行之四十年，余亦学行七年矣。饭后三千步，近日试行，自矢永不间断。”（《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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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对恼怒的节制，我们从其“八本”说中已能够有大致了解。另外，曾公在致沈葆桢的信函中云：“世方多故，珍重有用之身，以膺艰大之寄，慎勿闷损，以斫天和。国藩亦郁塞有年，胸次过褊，窃欲以自砭者共砭耳。”（《书札》卷七）又在回复毛寄云的信函中云：“年来骨肉哀戚之事，层见迭出。以精力颓乏，亦遂强自排解，涣然若托于庄周、刘伶之徒者。”（《书札》卷二十四）可见，对“养生以少恼怒为本”，曾公不仅在理论上大力主张，而且还付诸于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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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养生方面，喜欢从睡眠与饮食上讲求，除是对祖训的恪守外，亦源于自身的经验。曾公在《日记》中写道：“余少时读书，见先君子于日入之后，上灯之前，小睡片刻，夜则精神百倍。余近日亦思法之，日入后于竹床小睡，灯后治事，果觉清爽。余于起居饮食，按时按刻，各有常度，一一皆法吾祖吾父之所为，庶几不坠家风。”（癸亥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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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致胞弟的信函中写道：“余现在调养之法，饮必精凿，蔬菜以肉汤煮之，鸡鸭鱼羊豕炖得极烂，又多办酱菜、腌菜之属，以为天下之至味大补莫过于此。”（《家书》卷十——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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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居有定时，饮食有标准，此与现代的卫生学观点十分契合。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恼怒，则更为近年来提倡精神健康与体格健康的人们所注意。作为一个从未受过健康教育的人，曾公在养生方面的言行竟无一不符合健康教育中的观念，确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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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评传：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曾国藩 第二十一章 曾公对时人的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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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思想，大致如上所述。现在就曾公对同时代人物的评论，略作阐述。一来见识一下曾公在鉴别人才方面的眼光究竟如何；二来通过对与曾公同时代优秀人物的简单认识，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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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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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公交情最深，且结交最早的友人，非曾公的同乡刘蓉（字孟容）莫属。曾公在《刘母谭孺人墓志铭》中曾写道：“国藩不肖，幸得内交于当世之通才硕学，仁人君子，不为不多，而莫夙于里中刘蓉孟容，谊亦莫隆焉。以是襮于人，人亦襮之；以谓二人者，天下之至爱也！”（《文集》卷三）由此可见二人友谊何等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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