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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写道：“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近世将材，推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室家，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求援，竭蹶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自七年以来，每遇捷报之折，胡林翼皆不具奏，恒推官文与臣处主稿。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己不与焉。其心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忧后此之难继者也。”此为胡公知人善任、推贤让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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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继续写道：“军兴以来，各省皆以饷绌为虑。湖北三次失守，百物荡尽。乙卯丙辰之际，穷窘极矣。自荆州榷盐，各府抽厘，鄂中稍足自存。胡林翼综核之才，冠绝一时。每于理财之中，暗寓察吏之法。咸丰三年，部定漕米变价，每石折银一两三钱，而各省州县照旧浮收，加至数倍。鄂省竟有每石十数千者，上下因之交困。胡林翼于七年春间创议减漕，严裁冗费，先皇帝朱批奖谕，谓其不顾情面，祛百年之积弊，甚属可嘉。统计湖北减漕一项，每年为民间省钱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帑项增银四十二万两，又节省提存银三十一万余两，利国利民，但不利于中饱之蠹。向来各衙门陋规，台局浮费，革除殆尽。州县征收正课，不准浮取毫厘，亦不准借催科政拙之名，为猾吏肥私之地。各卡委员，日有训，月有课，批答书函，娓娓千言。以为取民赡军，使商贾皆知同仇而敌忾，是即所以教忠；多入少出，使局员皆知洁己而奉公，是即所以兴廉。贞白之士，乐为之用；欺饰之徒，谴责亦重。故湖北瘠区，养兵六万，月费至四十万之多，而商民不疲，吏治日懋。斯又精心默运，非操切之术所得与也。”此为胡公清理财政、整顿吏治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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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继续写道：“臣与该故抚共事日久，相知颇深。咸丰四年曾奏称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近年遇事谘询，尤服其进德之猛。”对胡公的才能与德行均大加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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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起初在学识方面超越他人，后来在德行方面亦突飞猛进，堪称德才兼备之人。对此，曾公在致李迪庵的信函中，有较为详细的评述，如：“润公聪明，本可移入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章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其于朋友，纯用奖借，而箴规即寓乎其中。”（《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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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公出类拔萃之处，尤其表现在扶持正义、力挽颓废之风气。关于此，曾公在回复李希庵的信函中写道：“润帅近日扶持善类，力挽颓风，于人之邪正、事之是非，剖判入微，不少假借。有权术而不屑用，有才智而不自用，皆大过人之处。”（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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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时，亦认为胡公的丰功伟绩之中，当以整顿吏治、矫正风气为第一。如云：“公之功在天下，以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侍师公之为，亦当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书札》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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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胡公端正风气、培养人才的方法，曾公在《箴言书院记》中亦曾言及，如：“侍郎自开府湖北以来，即以移风移俗为己任。自部曲之长，郡县之吏，暨百执事，片善微长，不敢自襮，而褒许随之，曰：‘尔之发见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过差，方图盖覆，谴亦及之，曰：‘此犹小眚，过是，诛罚重矣。’与其新不苛其旧，表其独不遗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课，月有举，当世推湖北人才极盛。”（《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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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公办理公事时，态度认真，专心致志，比如曾公在《日记》中写道：“胡中丞熟商江南军事。又言：‘凡事皆须精神贯注。心有二用，则必不能有成。’余亦言：‘军事不日进则日退，断无中立之理。’二人皆许为知言。”（庚申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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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胡公的逝世，曾公极为悲痛，并在《日记》中写道：“胡宫保于八月二十六日亥时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辛酉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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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在回复周寿山、文任吾的信函中云：“顷奉来缄，知胡宫保于二十六亥刻仙逝，痛心之至！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天下宁复有逮斯人者耶！”（《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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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李希庵的信函中云：“得润帅仙逝之信，伤痛不能自已。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局量之宏，吏才之精，不特为同时流辈所不逮，即求之古人，实亦不可多得。”（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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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复官文的信函中云：“胡宫保仙逝，伤哉斯人，大星遽陨！爱国之诚，进德之勇，好贤之笃，治事之敏，用兵之精，理财之密，不特为时辈所罕见，即求之古人，恐亦不可多得。”（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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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虽然措辞不同，但均流露出深深的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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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回复郭嵩焘的信中，曾将刘传莹与胡林翼二人相提并论，如：“往年谓刘椒云于‘学问’有大志，近见润帅于‘经济’有大志。椒之精力，不足副其愿；润之才德，足以发其志。中道弃捐，岂独吾党之不幸？”（《书札》卷十六）此话颇值得仔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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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又曾在回复左宗棠的信中，称胡林翼的成就，不仅塔、罗难以望其项背，而且远超江、李。如：“此公年来进德之猛、用心之苦、建功之大，不特为塔、罗所不及，亦远出江、李之上。至其推贤扬善，惟恐失之，则古来名臣，殆不是过。数十年所未见也。”（《书札》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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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胡公整顿吏治的方法，曾公亦曾提及，如在回复毛寄云的信函中，云：“润帅之整饬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诚去伪’八字。”（《书札》卷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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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胡公在调度军务方面，有时亦会遇到举棋不定的地方，对此曾公亦曾言及，如在回复李希庵的信中，云：“胡中丞于久经谋定之局，每至临事变其初计。……大抵宫保德性之坚定，远胜于往年，而主意不甚坚定，犹不免往年游移之见。左季翁谓其‘多谋少断’，良为不诬。”（《书札》卷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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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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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将帅之中，才识不在曾公、胡公之下，但德行与气量稍微不及此二公的人，即是湘阴人氏左宗棠（字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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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曾致信于鲍超，云：“左公谋画之密，远出国藩与胡宫保上，望阁下事事与左公熟商请教。左公之谋，阁下之勇，可合成两美也。”（《书札》卷十四）又曾在致左宗棠的信中，云：“弟之调度，远不如兄，无所庸其谦也。”（《书札》卷十五）对左宗棠在谋略方面的才能，可谓推崇备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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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左公自恃才高，往往盛气凌人，当面指责他人的不是，十分有损自己的德行。曾公在《请留左宗棠襄办江皖军务折》中云：“候补四品京堂左宗棠，前在湖南赞助军事，肃清本境，克复邻省。上年石逆大股犯湘，帮同抚臣骆秉章指挥调度，不数月间，遂收廓清之效。其才可以独当一面。固已历有明征。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闳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奏稿》卷十一）其中，曾公虽然对左公过人的才识推崇备至，但显而易见，亦承认左公在德行方面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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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公虽然性情执拗，缺乏包容之心，但终究不失为一军事人才。曾公在《请将左宗棠改为帮办军务片》中曾云：“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去冬堵剿黄文金大股，今春击退李世贤大股，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贼。因地利以审敌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奏稿》卷十三）所言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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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公最为出色的优点，除出谋划策思维缜密外，亦包括能够吃苦耐劳。曾公在《日记》中曾写道：“与季高、次青畅谈，夜又与季高久谈。季高言：‘凡人须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云云。多见道之语。”（庚申四月）又在回复郭嵩焘的信函中云：“左帅入陇，诚所谓遗大投艰。”（《书札》卷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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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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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曾公共事的人中，功勋卓著者不在少数；但若论继承曾公的志向与事业，则无一人能够胜任。姑且退而求其次，合肥人氏李鸿章倒称得上是第一合适人选。曾公很早以前就看出李鸿章才能出众，以后将大有作为。曾公曾在致李鸿章兄长李瀚章（字小泉）的信中云：“令弟少荃，自乙、丙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兹令弟果能龛乱御侮，有声当世，窃自谓鉴赏之不谬。惜三君子未尽柄用。昨寄岷樵书中，已令其亲敬鹤翁、少荃二人。想针芥契合，必能相与有成，保护珂里也。”（《书札》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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