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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虽然十分有才干，但起初因为缺乏历练，性格颇为傲慢，所以薛福成在《李傅相入曾文正幕府》中曾写道：“合肥傅相肃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职京师，其封翁愚荃先生与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时，尝以年家子从文正习制举文。既得翰林，亦常往问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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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间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梅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固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借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而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盖文正素念傅相才气不羁，故欲折之使就范也。”（《庸庵笔记》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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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进入曾公幕府之后，掌管文事，得到曾公极大的器重与赞许。薛福成对此亦有记述，如：傅相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数月后，文正谓之曰：“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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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吴中地区战事紧急之时，曾公将江苏事务交付给李鸿章，并密奏朝廷，推荐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关于此，薛福成写道：“吴中催轮船来迎援师，文正奏遣傅相募淮军赴沪，而密疏荐其‘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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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机警有余，但仁爱不足。比如，李鸿章曾经在苏州骗杀太平军的八位投降将领，对此曾公评论道：“李少荃杀苏州降王八人，殊为眼明手辣。”（癸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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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春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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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部下当中，以骁勇善战著称者，除塔齐布、罗泽南之外，首推奉节人鲍超（字春霆）。曾公在《请将鲍超等补实缺片》中云：“记名提督绥靖镇总兵鲍超，骁勇罕匹，转战安徽、湖北、江西三省，所向克捷。”（《奏稿》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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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超虽然有自身优点，但亦存在不足之处。曾公在致杨载福的信函中云：“春霆之才识，不宜令其独当一面。若打仗、筹饷、用人、奏事四者，皆由一手经理，则春霆必急遽杂乱，易于动气。”（《书札》卷二十四）在回复李元度的信函中云：“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材无制，又立功已多，骄矜自足。”（《书札》卷二十五）在回复李鸿章的信函中亦云：“春霆英风壮气，自是一时名将。然使专制一路，用人理财，操持全柄，尚恐非其所胜。”（《书札》卷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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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次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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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超擅长带兵作战，但缺乏丰富的学识；而具有丰富的学识，但不擅长带兵作战的将领，则有平江人李元度（字次青）。李元度跟随曾公的时间很久，所以曾公对其十分了解。但是因为李元度领兵作战时屡失良机，曾公曾上疏对其加以弹劾。曾公在《参李元度片》中云：“该员治军，一味宽纵，多用亲族子弟。平日文理尚优，带勇非其所长。”（《奏稿》卷十五）在回复左宗棠的信函中，亦云：“次青实不能治军，八千人犹嫌太多。弟早年用达其才，渠亦始终不自知其短。”（《书札》卷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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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度在带兵作战方面，的确不擅长，但从其所作的《国朝先正事略》中，可以看出其学识相当深厚。所以，曾公在致郭意城的信函中，写道：“次青被蜀帅所劾，闻已引疾谢事，不知果还长沙否。渠所著《国朝先正事略》，同时辈流中，无此巨制，必可风行海内，传之不朽。惟带兵实非所长。从此善刀而藏，则大妙矣。”（《书札》卷二十六）在致许仙屏的信函中，又写道：“次青在黔屡著勋绩，告养回籍，不知仰邀俞允否。顷得渠函寄所著《先正事略》，索序，博雅公核，近数十年无此巨制。”（《书札》卷二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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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待李元度，虽然起初因为顾全大局而严厉弹劾，但后来亦曾起草密奏，加以保荐，认为李元度能够下笔千言，的确有惊人的才识。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曾公在为《国朝先正事略》作序时，曾写道：“……如次青者，盖亦章句之儒，从事戎行。咸丰甲寅、乙卯之际，与国藩患难相依，备尝艰险，厥后自领一队，转战数年。军每失利，辄以公义纠劾罢职。论者或咎国藩执法过当，亦颇咎次青在军偏好文学，夺治兵之日力，有如庄生所讥挟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数荐次青缓急可侍，国藩亦草疏密陈李元度‘下章千言，兼人之才’。”（《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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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温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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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当时的才俊进行评价时，措辞十分精准恰当；即便是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亦能给予严谨合理的评判。三河之变中，曾公胞弟曾国华（字温甫）与李迪庵同时殉难，曾公在致胡林翼的信函中，如此讲述曾国华的为人：“舍弟温甫，读史有识，而不克尽抒所见；经世有志，而所如常多龃龉。”（《书札》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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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致官文的信函中，曾公亦云：“舍弟读史有识，夙怀大志，而落落寡合。”（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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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在所上奏的《曾国华殉难三河镇折》中，对曾国华个性的描述比较详细，但亦不失谨严，如：“国华性好读史，颇怀大志。于古人艰险之境，反复推究其得失。平昔持论过高，臣恒诫之。近日议论军事，渐归于精细稳实，与李续宾兄弟意见多合。”（《奏稿》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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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华在评论人与事时，颇有远见卓识，比如其对“三庵一琴”与胞弟曾国荃的评价。同治三年六月初一日，曾公致信于曾国荃，其中写道：“记咸丰七年冬，胡帅寄余信，极赞‘三庵一琴’之贤。时温弟在坐，告余曰：‘沅弟实胜迪、希、厚、雪。’余比尚不深信。近见弟之围攻百数十里而毫无罅隙，欠饷数百万而毫无怨言，乃信温弟之誉有所试。”（《家书》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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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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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兄弟五人之中，除曾国潢经常居家，料理家务外，其余皆投身于军旅生活。曾公三弟曾国华在三河镇殉难后，五弟曾国葆又在金陵病逝。曾公对曾国葆性格的叙述要比对曾国华的叙述详细。曾公在《季弟事恒墓志铭》中写道：“弟名国葆，字季洪；后更名贞干，字事恒。少则落落自将，脱去町畦，视人世毁誉及书史褒讥微恶，不甚厝意，不随众为疑信。时或诘难参伍，大破群惑。尝应县试及学政试，再冠其曹。已而厌薄举业，不肯竟学。咸丰三年，国藩奉诏讨贼，召募水陆诸军。季弟挈六百人以从。提督杨载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为僚佐。季亟荐此二人为英毅非常器，己愿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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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三月，岳州兵败。季又亟白诸将无罪，己愿独坐之。其后，杨、彭二人果以水师雄视东南，而诸将亦次第登用，掇取高官大名。独季弟黯然归去，筑室紫田山中，柴门绝人事，身与世若两不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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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十月，三弟国华战殁三河，季则大恸，誓出杀贼，以报兄仇，而雪前耻。鄂帅胡文忠公方广求将材，命季分领千人，自黄州建旆而东。十年正月，连克太湖、潜山。三月，始与叔弟国荃会师，以围安庆。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为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师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群贼四萃之区。军入，援绝，寇十倍我，乃以计招降三县义民之陷贼者，咻噢而厉使之，得四千人。编伍约法，用破鲁港，克繁昌，下南陵、芜湖。而国荃亦以是时克东、西梁山，徇和州、当涂，夺采石。兄弟复会师，进薄金陵之雨花台。江东久虐于兵，沴疫繁兴，将士物故相属。弟病，亦屡濒于危，定议假归疾养。适以援贼大至，强起，战守四十六日。贼退，而疾甚，不可复治矣。”（《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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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总体评价则为：“智足以定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忠足以结主知，而褒宠不逮于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获食其德；识足以祛群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说。”（同上）结合曾国葆的诸多事迹，曾公的评价可谓透彻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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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对当时人物的评述，当然不止以上内容。但仅凭上文所述，我们足以对当时人物有一大概了解。曾公的评价，基本符合客观事实，既不夸大对方优点，亦不隐瞒对方缺点。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曾公拥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善于描写人物个性与叙述客观事实，但亦是由于曾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能将对方的品性、才能、意志、学识一一作详细考察。至于其考察方法，除搜罗事实真相、听取不同人的反映外，亦包括能有效运用分析法与比较法。只是因为运用分析法和比较法，所以能够看出对方的长短优劣。曾公以擅长鉴别人才著称，也许就是这个缘故。从曾公对当时人物的评述中，可以反映出当时人物对曾公的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状况，此亦可以作为探讨曾公生平的良好资料。对此前文已有讲述，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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