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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瀚章与曾公共事多年，因为“身在事中”，所以其评价亦比较深入切实。所谓“过人之识力，在能坚持定见，不为浮议所摇”，的确是颠扑不破的合理论断。然而，曾公之所以成就斐然，似乎不仅仅缘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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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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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李瀚章之后，直隶总督李鸿章亦曾陈述曾公在任直隶总督时的政绩。如：“查该故督臣调任畿辅两年，举贤任能，吏治为之清肃。他如治河练兵，次第筹办，皆有成效。于地方利弊，切实讲求；纲纪渐立，废坠具修。其在任时，清理通省讼狱积案数万件。去任后，筹助天河水灾赈银二十万两，尤为人所难能。”（卷同上——《直督奏疏》）此仅是对曾公担任直隶总督情形的叙述，自然不足以涵盖曾公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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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跟随曾公的时日甚长，但在曾公逝世后，除上面所述外，李鸿章对曾公的生平，并未作鸿篇巨制式的评述。至于原因，其本人在回复曾纪泽的信函中解释道：“鸿章本不文，从军羁官以来，废学益甚，钻仰吾师德业，弥坚弥高，而文章一道，尤愧偭规错矩。故于师门身后，几不敢赞一辞。”（《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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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李鸿章与他人的书信往来中，我们亦可以看到其对曾公的简短论赞。如其在回复梅筱岩的信函中写道：“师相勋德名位，冠绝百僚。”（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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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寄曾纪泽、曾纪鸿两公子的信函中写道：“连日叠接南中寅友来书，并由小岩方伯寄到师门《遗疏》及《日记》绝笔，战兢临履之意，终身不懈，神明湛然，殆圣贤仙佛中人。追念典型，弥增怆慕。”（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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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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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本人虽然未对曾公的生平作长篇论述，但其曾请薛福成代作一文。该文章现收于《庸庵文编》中，题目为“代李伯相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文中所述，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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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阐述曾公治理军事时的情形。如：“伏查咸丰初年，粤贼蔓延东南各省，分党北窜，群寇和之，流毒几遍海内。承平已久，民不知兵，绿营将士既未得力，各省办团练者尤鲜成效。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奉文宗显皇帝特旨，出治乡兵，于举世风靡之余，英谟独奋，不主故常，虽无尺寸之权，毅然以灭贼自任，奏请仿前明戚继光束伍成法，募勇训练。旋驻衡州，创建舟师，凡枪炮力锚之模式、樯帆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不惮再三更制，以极其精。初次出师，援岳州，援长沙，皆不利；世俗不察，交口讥议，甚者加意侵侮。当是时，势力既不行于州县，号令更难信于绅民，盖不特筹饷筹防，事事掣肘已也。曾国藩忍辱负诟，坚定不摇，庀材训士，奋兵复出，湘潭、岳州，连战大捷，尽驱粤贼出湖南境，遂克武、汉、蕲、黄，肃清湖北。咸丰四年秋冬之间，长驱千里，席卷无前，湘勇之旌旗，遂为海内生色。厥后各路之杀贼立功者，咸倚为重。以一县之人而征伐遍于十八行省，以捍卫乡闾之举而终以底定四方，前古未尝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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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既清，遂率水陆诸军，循江东下，骎骎乎有直捣金陵之势；无如事机不顺，进围九江不克，而督臣杨霈之师，溃于上游，贼复窜踞武、汉。曾国藩以孤军困于江西，其部下得力良将，皆遣回援湖北。金陵巨寇，勾结楚、粤诸贼，乘间飙至，曾国藩兵分饷绌，又无地方之任，事权掣肘，一如在湖南时，崎岖数年，仅支危局。然其所规划设施，非仅为屏障一方之计，丰采隐动天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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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七年，丁父忧回籍，三疏恳请终制。文宗显皇帝鉴其孝思肫切，准令暂守礼庐。既复奉命视师，廓清江西，进围安庆。旋以苏、常沦陷，授钺东征，畀以两江重任。当此之时，贼势如飘风疾雨，蹂躏大江南北，几无完土。苏、浙两省，糜烂尤甚。曾国藩于无可筹措之中，多方布置，奏荐左宗棠襄助军务，募勇湖南，征鲍超于皖北，调蒋益澧于广西，定计不撤安庆之围，自率部万人，驰入祁门。甫接皖防，而徽、宁复陷，诸将悍贼，麇集祁门左右，叠进环攻，几有应接不暇之势。曾国藩示以镇静，激厉诸军，昼夜苦战，相持数月之久，群贼望风授馘，丧胆宵遁。自是军威大振，而时局遂有转机矣。迨安庆告克，沿江名城要隘，以次底定，而全浙复陷。吴越之民，接踵告急，曾国藩以贼势浩大，定议分道进兵，其弟曾国荃统得胜之师，进薄金陵，攻守并施，鏖兵连岁；杨岳斌、彭玉麟专率水师，扫荡江面；鲍超以霆军东西驰击。此外则左宗棠援浙之师为一路；臣鸿章援苏之师为一路；其淮、颍一带，则有袁甲三、李续宜、多隆阿诸军，分途并峙。将帅联翩，羽书络绎，曾国藩总持全局，会商机宜，折衷至当。数年内军情变幻，奇险环生，风波叠起，其筹兵饷、议剿议防，忧劳情状，殆难缕述。朝廷复虚衷延访，凡天下大政及疆吏之能否，无不殷殷垂问。曾国藩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圣明鉴其忠悃，每有论奏，立见施行。用能庶政一新，捷音频奏。议者以为戡定粤逆之功，惟曾国藩实倡于始，实总其成。其沉毅之气、坚卓之力、深远之谋，即求之往古名臣，亦所罕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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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臣之初募淮勇也，曾国藩授臣以手订水陆营制一编。臣披玩数四，觉其所定人数之多寡、薪粮之隆杀，皆参酌时势，简要精严，允为久远不敝之规。又酌拨湘勇数营，俾获观摩练习。臣抵沪之后，扩充训募，实以此军为发轫之始。迨金陵既克，累函嘱臣勿撤淮勇，以备剿捻之用。同治四、五年间，曾国藩剿捻齐、豫，虽未见速效，然长墙圈制之策，实已得其要领。臣得变通尽利以竟全功，其创始之劳，实不可没。臣于七年七月，曾经附片奏明，初非推美之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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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曾公办理政事时的情形。如：“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曾国藩之在江南，治军治吏，本自联为一气。自军旅渐平，百务创举，曾国藩集思广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经久。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官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实惠及民。前后举劾属吏两疏，尤为众情所翕服。其法于莅任之始，令首中司道，将所属各员，酌加考语，开折汇进，以备校核。一面留心访察，偶有所闻，即登之记簿，参伍错综，而得其真。俟贤否昭然，具疏举劾，阖省惊以为神，官民至今称颂。曾国藩平生未尝专讲吏事，然其培养元气、转移积习，则专精吏治者所不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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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曾公治理盐务时的具体情形。如：“两淮鹾务，自兵燹以后，疲滞极矣；商本既亏，引岸渐废，加以营弁把握，标法全坏。曾国藩自驻安庆，即将淮南北鹾纲，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运商运盐到岸，弊在争售，则立督销总局以整轮规；场商收盐入垣，弊在抢跌，则立瓜州总栈以保牌价；以商本宜轻，方利转输，则定绥厘以纾商力；以正课所入，丝毫为重，则定奏报以务稽查。计自同治三年春初，九月冬杪，共收课银至二千万两以外，厘钱至七百万串以外。近来湘、淮各军饷项，及解京之项，实以盐利为一大宗。而商民乐业，上下获益，则其平日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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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曾公办理洋务时的情形，如：“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大变于往古。曾国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定条约，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校。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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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皆就曾公生前的事业而言。至于曾公一生所秉持的为人处世原则，文中亦曾论及。如：“至其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者，则惟曰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则本原不立，始为学述之差，继为事业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见。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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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养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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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曾国藩秉性谦退，受宠若惊，从戎之始，即奏明丁忧期内，虽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概不敢受。迨服阕之后，战功益著，宠命迭列，其弟曾国荃累以战功晋秩，亦必具疏恳辞，至于再四。其深衷尤欲远避权势，隐防外重内轻之渐，故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之命，辞之尤力，菲矫饰也。临事则惧大功之难成，终事则惧盛名之难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欿然不足之思。前岁回任两江，朝廷许以坐镇，闻曾国藩仍力疾视事，不肯少休，临没之日，依旧接见朋僚，料检公牍。其数十年来，逐日行事，均有日记，二月初四日绝笔，犹殷殷焉以旷官为疚。战兢临履之意，溢于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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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入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济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卒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选。其余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临敌死绥者，尤未易以悉数。最后遣刘松山一军入关，经曾国藩拔之列将之中，谓可独当一面，卒能扬威秦陇，功勋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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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重材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虽桀骜贪诈，若李世贤、陈国瑞之流，苟有一节可用，必给以函牍，殷勤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遽尔弃绝。此又其怜才之盛意与造就之微权，相因而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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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夹叙夹议的内容外，薛氏在篇末又对曾公予以总体评价。其言曰：“窃尝综叙曾国藩之为人：其临事谨慎，动应绳墨，而成败利钝，有所不计，似汉臣诸葛亮，然遭遇盛时，建树宏阔，则又过之；其发谋决策，应物度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唐臣陆贽，然涉历诸艰，亲尝甘苦，则又过之；其无学不窥，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诚，似宋臣司马光，然百战勋劳，饱阅世变，则又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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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的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面面俱到，条理井然，的确远远胜出上述四位督抚的奏疏。至于称曾公转移社会风气、挽救国家危难的原因即是“克己”，此说法虽然充满个人本位色彩，但依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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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在上一篇奏疏中，对曾公治军、治政、为人、处世各方面，均有所论述，唯独未涉及曾公的文学造诣与成就，此或许与该文的体裁有关。其实，薛氏对曾公的文学造诣，有十分清楚的认识，比如在其所作的《寄龛文存序》中写道：“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竣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庸庵文外编》卷二）此段评论，入情入理，比黎庶昌、王先谦的评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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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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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全集》第一卷中的《神道碑》署名为李鸿章，其实亦非李鸿章所亲自撰写，而是请其幕客吴汝纶代笔。李鸿章在回复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前请挚甫代拟《神道碑》文，似尚凝炼，于夷务一节，尤能发人所未道，但视吾师罗忠节、李忠武等碑，淋漓酣宕，尚多不及。”（《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二）即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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