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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曾公办理政事时的情形。如：“致治之要，莫先察吏。曾国藩之在江南，治军治吏，本自联为一气。自军旅渐平，百务创举，曾国藩集思广益，手定章程，期可行之经久。劝农课桑，修文兴教，振穷戢暴，奖廉去贪，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官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其在直隶，未及两年，如清积讼、减差徭、筹荒政，皆有实惠及民。前后举劾属吏两疏，尤为众情所翕服。其法于莅任之始，令首中司道，将所属各员，酌加考语，开折汇进，以备校核。一面留心访察，偶有所闻，即登之记簿，参伍错综，而得其真。俟贤否昭然，具疏举劾，阖省惊以为神，官民至今称颂。曾国藩平生未尝专讲吏事，然其培养元气、转移积习，则专精吏治者所不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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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是曾公治理盐务时的具体情形。如：“两淮鹾务，自兵燹以后，疲滞极矣；商本既亏，引岸渐废，加以营弁把握，标法全坏。曾国藩自驻安庆，即将淮南北鹾纲，次第整理，奏定新章。以运商运盐到岸，弊在争售，则立督销总局以整轮规；场商收盐入垣，弊在抢跌，则立瓜州总栈以保牌价；以商本宜轻，方利转输，则定绥厘以纾商力；以正课所入，丝毫为重，则定奏报以务稽查。计自同治三年春初，九月冬杪，共收课银至二千万两以外，厘钱至七百万串以外。近来湘、淮各军饷项，及解京之项，实以盐利为一大宗。而商民乐业，上下获益，则其平日之公且溥，尤有在立法之外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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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曾公办理洋务时的情形，如：“自泰西各国通商以来，中外情形，已大变于往古。曾国藩深知时势之艰，审之又审，不肯孟浪将事，其大旨但务守定条约，示以诚信，使彼不能求逞于我，薄物细故，或所不校。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铢积寸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要有三：曰制器，曰学技，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轮船，演习洋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求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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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皆就曾公生前的事业而言。至于曾公一生所秉持的为人处世原则，文中亦曾论及。如：“至其始终不变而持之有恒者，则惟曰以克己为体，以进贤为用，二者足以尽之矣。大凡克己之功未至，则本原不立，始为学述之差，继为事业之累，其端甚微，其效立见。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故大学士倭仁、前侍郎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儒先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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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襮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养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每遇一事，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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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曾国藩秉性谦退，受宠若惊，从戎之始，即奏明丁忧期内，虽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概不敢受。迨服阕之后，战功益著，宠命迭列，其弟曾国荃累以战功晋秩，亦必具疏恳辞，至于再四。其深衷尤欲远避权势，隐防外重内轻之渐，故于节制四省、节制三省之命，辞之尤力，菲矫饰也。临事则惧大功之难成，终事则惧盛名之难副，故位望愈重，而益存欿然不足之思。前岁回任两江，朝廷许以坐镇，闻曾国藩仍力疾视事，不肯少休，临没之日，依旧接见朋僚，料检公牍。其数十年来，逐日行事，均有日记，二月初四日绝笔，犹殷殷焉以旷官为疚。战兢临履之意，溢于言表。此其克己之功，老而弥笃，虽古圣贤自强不息之学，亦无以过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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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尝闻江忠源未达时，以公车入都谒见，款语移时，曾国藩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称。’后乃专疏保荐，以应求贤之诏；胡林翼以臬司济兵，隶曾国藩部下，即奏称其才胜己十倍。二人皆不次擢用，卓著忠勤，曾国藩经营军事，卒赖其助。其在籍办团之始，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或聘自诸生，或拔自陇亩，或招自营伍，均以至诚相与，俾获各尽所长。内而幕僚，外而台局，均极一时之选。其余部下将士，或立功既久而浸至大显，或以血战成名，临敌死绥者，尤未易以悉数。最后遣刘松山一军入关，经曾国藩拔之列将之中，谓可独当一面，卒能扬威秦陇，功勋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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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又谓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历练而成。故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重材录用；将吏来谒，无不立时接见，殷勤训诲。或有难办之事、难言之隐，鲜不博访周知，代为筹画。别后则驰书告诫，有师弟督课之风，有父兄期望之意。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虽桀骜贪诈，若李世贤、陈国瑞之流，苟有一节可用，必给以函牍，殷勤讽勉，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痛改前非，不肯遽尔弃绝。此又其怜才之盛意与造就之微权，相因而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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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夹叙夹议的内容外，薛氏在篇末又对曾公予以总体评价。其言曰：“窃尝综叙曾国藩之为人：其临事谨慎，动应绳墨，而成败利钝，有所不计，似汉臣诸葛亮，然遭遇盛时，建树宏阔，则又过之；其发谋决策，应物度务，下笔千言，穷尽事理，似唐臣陆贽，然涉历诸艰，亲尝甘苦，则又过之；其无学不窥，默究精要，而践履笃实，始终一诚，似宋臣司马光，然百战勋劳，饱阅世变，则又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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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的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面面俱到，条理井然，的确远远胜出上述四位督抚的奏疏。至于称曾公转移社会风气、挽救国家危难的原因即是“克己”，此说法虽然充满个人本位色彩，但依然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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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氏在上一篇奏疏中，对曾公治军、治政、为人、处世各方面，均有所论述，唯独未涉及曾公的文学造诣与成就，此或许与该文的体裁有关。其实，薛氏对曾公的文学造诣，有十分清楚的认识，比如在其所作的《寄龛文存序》中写道：“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窳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伟人，以理学经济发为文章，其阅历亲切，迥出诸先生上。早尝师义法于桐城，得其竣洁之诣，平时论文，必导源《六经》两汉。……故其为文，气清体闳，不名一家，足与方、姚诸公并峙；其尤峣然者，几欲跨越前辈。”（《庸庵文外编》卷二）此段评论，入情入理，比黎庶昌、王先谦的评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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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汝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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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全集》第一卷中的《神道碑》署名为李鸿章，其实亦非李鸿章所亲自撰写，而是请其幕客吴汝纶代笔。李鸿章在回复曾纪泽的信函中写道：“前请挚甫代拟《神道碑》文，似尚凝炼，于夷务一节，尤能发人所未道，但视吾师罗忠节、李忠武等碑，淋漓酣宕，尚多不及。”（《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十二）即其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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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道碑》一文除收录在《曾文正公全集》第一卷里外，亦收入《桐城吴先生文集》。此文在论述曾公的生平时，云：“公所谋议，思虑深远。进规中原，议筑长墙以制流寇；策西事，议清甘肃而后出关；筹滇、黔，议以蜀、湘两省为根本：皆初立一议，数年之后，事之成否，率如其说。而驭夷为尤著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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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办理外交事务的情形，吴汝纶确实能“发人所未道”。其言曰：“初，咸丰三年，金陵始陷，美利坚人尝谒江南帅，愿以夷兵助战。十一年，和议既成，俄罗斯、美利坚皆请以兵来助。公议以为宜嘉其效顺，而缓其师期。及同治元年，英吉利、法兰西又以为请。公又议以为宜申大义以谢之，陈利害之劝之。皆报可。廷议购夷船，公力赞之。比船至，欲用夷将，则议寝其事。其后自募工，写夷船之制，近似之，遂议开局制造。自是外洋机器轮船夷炮，中国颇得其要领矣。六年，诏中外大臣，筹和议利害，可许不可许。公议以为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也。移直隶总督，天津民有击杀法兰西领事官者，法人讼之朝，天子慰解之。法人固争，有诏备兵以待。公曰：‘百姓小忿，不足肇边衅。’从之。而密议储将练兵，设方略甚备。先是公已积劳成疾，至是疾益剧。会江南阙帅，上念南洋驭夷，事任绝重，非公不可，遂命还江南卧怡之。至则经营述略益勤。”以上所言，皆能说明曾公在外交方面谋划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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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曾公治学的情形，吴氏亦有所论述，如：“公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于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鼐、王念孙诸儒，三十有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尝谓：‘圣人者，自天地万物推极之，至一室米盐，无不条而理之。’又尝概古礼残阙，无军礼。军礼要自有专篇细目，如戚元敬氏所纪者。若公所定营制营规，博稽古法，辨等明威，其于军礼，庶几近之。至其论议规划，秩序井井，经纬乎万□，调理乎巨细。其素所蕴蓄然也。”（《桐城吴先生文集》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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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评论，虽寥寥数语，却能点到关键之处。另外，吴氏在其所作的铭文中，对曾公更是大加赞美，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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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铄皇清，世载圣武，万夷震叠，匪臣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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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载二百，极炽而屯，孰排其纷？厥维宗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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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与时会，其成则天，惟公之兴，事乃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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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旧旅，云屯星罗，公日窳矣，汰之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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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我萌隶，敌忾同仇，舍其锄耰，来事戈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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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0114
厥初孤立，百挫不慑，天日可格，鬼神为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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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雝培浸灌，为国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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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5920118
孰任巨艰？刓印使帅。孰以节死？孰成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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