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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兵制由八旗兵与绿营兵变为湘军与淮军，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曾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吴氏在《合肥淮军昭忠词记》中写道：“国家兵制，至淮军，凡三变。始者旗营之制，命将出师，取兵于素养。事定则兵归伍，将归京师。川楚之役，兼资召募，不专用额兵，变兵用勇自此始。粤盗起，大学士赛尚阿募潮勇击贼，而江忠烈公以楚勇显。闻潮勇不遵法度，难用；江军能战守，可用矣，亦以奔命熸。独曾文正公起湘乡，教练乡勇，倚以办贼，号曰‘湘军。’湘军兴，而旧时额兵尽废，兵之制于是始变也。文正公之起湘中也，今相国合肥李公，仍父子奉诏出治团练淮南。江忠烈公之抚皖，文正公尝贻书忠烈，言相国可属大事也。是时相国以编修治军，名位未显，展转无所就。及赠公没，久之，遂弃淮南军，从文正军江西。同治元年，以文正荐，募淮南义故六千五百人赴援上海，于是刘公铭传、潘公鼎新、张公树声、吴公长庆等，各领数百人从，号曰‘淮军。’军召募到皖，抚李勇毅公续宜，名为能选将，知军胜败。文正公使勇毅按视新军，还贺曰：‘皆胜军也，吴平矣。’相国率军至上海，凡二十九月而吴果平。于是淮军增至七万人矣。吴平，曾文正公与相国定议，尽散湘军。淮军稍汰羸弱，留五万人备中原捻患。于是淮军兴而湘军可废。”（《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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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政治生涯中，任两江总督的时间要长于任直隶总督的时间。但就政务的难易程度而言，则任直隶总督时要比任两江总督时困难。吴氏在《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中写道：“昔公膺受疆寄，南则江南，北则畿辅。公于江南，亲揃灭蛇豕，荡涤巢窟，再造土壤，还之太平，与民更始，功亦伟矣。而前无因袭，恣公自为，譬之犹操利刃割濡涂也。至于畿辅则不然，密迩京辇，事取中制，宪度久故，甚设而窳，民吏情偷，敝极不还，公又为政日浅，敛抑勇智，投合故迹，凡所经画，率疆吏常识，无奇迹异状。独其精诚垒积，贯洪洞纤，事往神在，卒能回易听视，旷然大变，扫因循之习，开维新之化。当时观法颂治，身后数十年，余教不沫。中材以下，不知所以致之。其视江南，难易县远。”（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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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后，对中国政局担负重大责任的人物，当数李鸿章。而李鸿章一生的治政、治军方针，多效仿曾公。对此事，吴氏亦曾言及。比如在《李文忠公神道碑铭》中云：“公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事，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公学。”（《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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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李文忠公墓志铭》中写道：“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处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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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支撑中国政局数十年，而其政治主张、军事策略、外交方针，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大多继承曾公的精神。由此可见，对中国政局而言，曾公不仅具有直接影响力，亦具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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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受到天下人的颂扬；李公在对日外交中受挫，遭到中外人士的非议。吴氏认为，功名之事，变幻莫测，机遇二字十分关键。其《文集》中有《跋五公尺牍》一文，其中写道：“胡君列五，久客文恭幕下，得诸公手书，自曾文正以下，曰胡文忠公，曰今相国合肥李公，曰左文襄公，曰彭刚直公，凡五人，联为大卷，弆藏之。”间以示汝纶曰：‘子为吾发其意。’汝纶曰：“功名之际，盖难言哉？方曾文正败靖港，困南昌，守死祁门，岂知其后赞明中兴，威烈如此？官文恭周旋曾、胡诸公间，当时见谓媪相，卒与胡公俱飨显名，血食至今不绝也。湖南初开幕府，左文襄调兵算食，以诸葛君自待；而彭刚直徒步千里，出入贼中，以赴曾文正之急。皆烈士也。功名鸿杀，各非偶然。二人之论外事，皆以持和议、购船炮为非。越南之役，皆领兵用旧法防海。未遇敌而兵罢，亦云幸矣。然世或多二公威望，谓能回圉走坚敌也。曾文正既殂，今相国合肥李公独膺艰巨，经营远略，垂三十年，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国兵挫于日本，中外归过焉。盛衰有时，岂人力也哉！”（《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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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吴氏的说法，曾公之所以能够成就中兴事业，乃是时势使然，而并非完全归因于个人的努力。作为曾公门下弟子，吴氏竟有如此见地，实在难能可贵，不过其观点仍旧称不上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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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曾公功成名就一事，虽然吴氏提出时势机遇之说，但对曾公的为人，吴氏毫无贬低之意，而是极力推崇。因为建立功名与做人本来是两码事。吴氏在《铜官感旧图记》中云：“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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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详在《论桐城派》一文中，称曾公“有张廉卿裕钊、吴至父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之四大弟子”。关于吴氏、薛氏对曾公的评论，前文已有讲述，下面我们来探讨张氏、黎氏对曾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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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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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公的生平，张裕钊给予的评论比较少，但却非常严谨，所以十分值得一读。其曾在《湘乡相国曾公五十有八寿序》一文中，对曾公“为而不有”的精神加以阐明，其言曰：“裕钊惟公提一旅，起湘中，义声感动天下，豪俊魁杰，才节伟人，云兴而从之。渊谋群策，雷动神应，万众一呼，顺风而迈，遂南清江表，北至于河朔，匈奴荡息，天地清曙，手援赤子出之水火之中，焘冒煦育，濒萎而苏，十五年之间，而海内大定，泽流于千里，文武威德，忠诚恺恻，遍孚于中外，鸿卿巨人，学士大夫，陇亩山泽之甿，外薄四海，髽首魋结之远人，爱悦而歌颂之于千万年，永世无极。顾公则淡乎不以自有，若春风之被物，翛然飘浮云而过乎寥廓之表，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则裕钊乌足以知公之所为哉？”（《濂亭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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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又曾作《曾劼刚侍郎五十寿序》一文，对曾公安内攘外的主张及其取得成功的理由，亦有所评述，如云：“往者咸丰之初，海内俶扰，太傅文正公蕴伟抱，起湖湘，倾诚殚智，回斡一代之全局，忠愤激发倡动宇宙，豪杰景从，卒手夷大难，更新乾坤，河岳不倾，盛德殊烈，垂于永世。而是时海疆事变，亦乘间并作，上下忧危，群议炫沄。文正公以为不量彼己而轻挑强敌，是以其国注也；不修备而媮久无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锐养威，外壹务为怀柔，而内自愤发，以徐图自强之术，日夜与在事数巨公，通变吏俗，兴起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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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且文正公之举也，当其时固亦不乏危疑震憾、互沮交讧、扞格不可行之端。然公绝不以自沮，行以至诚之心，而持以坚定之力，勤劳十有五载，而讫以成功。”（《濂亭遗文》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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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认为，曾公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其“行以至诚之心，而持以坚定之力”。此说法深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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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曾代人作《劝戒浅语序》一文，其中写道：“余惟文正公盛烈伟绩冠一代，其訏谟名画、高文典册，天下既皆传诵而被服之矣；至其他播诸语言，形诸简牍，虽单词常语，皆有味其言之，使人寻绎而不可穷。盖道不足而强言，虽振厉其气，雕绘其词，而卒无以餍乎人人之心。深造道德，而自得于其心，则凡所言，而莫非至道之所寓。若此十六条者，虽曰浅语，然使一人循而行之，则足以为善人；合天下之人循而行之，则足以为善治。所谓‘言近而指远’者，天下之至言也。”即是称赞曾公道德修养深厚，且说理论道能够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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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抑又观世之长官大吏，亦时有条教号令，宣布远迩，然在上者以文具施之，在下者亦以空言置之，相习为故事而已。若文正之在当时，则教出于上，而风偃于下矣；其诚足以动之故也。”（《濂亭遗文》》卷一）对曾公待人以诚的良好品性，更是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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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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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四大弟子中，对曾公生平最为熟悉的人，似乎非黎庶昌莫属，因为曾公的《年谱》即是出自黎庶昌之手。黎氏关于曾公生平的论述，除见于《年谱》及其所作的《续古文辞类纂》外，还包括《曾太傅毅勇侯别传》中的评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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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贼之发难也，起桂平，据金田，其事至微。及祸本既成，流毒遍于海内，而外患乘之，沸鼎滔天，区夏糜烂，此旷古所未闻也。当是时，公以绅士在籍，读礼家居，不操尺寸，虽不与闻军国可也。乃独以讨贼自任。由今观之，有若天所命焉。岂所谓笃生者乎？夫举兵犯难，折而不挠，是其勇也；拨乱反正，吊元元之命，是其仁也；开诚心，布公道，囊括天下之才，而各任其器能，是其明也；收成功于李公鸿章，是其智也；天津之役，揆量彼己，辱身以安君父，是其忠也。呜呼，可谓臣道之粹精，希世之人杰已！”（《拙尊园丛稿》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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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仁”“勇”等字称赞曾公，与以上各人对曾公的评价相比，的确可谓别开生面，更胜一筹。结合曾公仁爱备至、智勇双全的实际情况，可知黎氏所言，真实可信，并非虚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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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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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逝世不久后，其友人刘蓉亦相继辞世。刘蓉生前曾经为曾公作《墓志铭》中的铭文，其中对曾公生平亦有所论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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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治乱，任贤者昌，惟圣御世，与时弛张。道光末造，亢极而僵。吏惰民偷，卒嬉于伍，姎徒乘之，揭竿起舞。天祚圣清，笃生元辅，重奠八荒，为国肱股。始公通籍，翱翔掖垣。显皇初政，抗疏陈言，謇谣之风，帝心所简。起公衰麻，戎符往绾。时寇方张，百城溃乱。夔沸于鼎，当者糜烂。公倡义旅，豪杰景从。虎飞龙啸，吐气如虹。锐师东讨，靡坚不攻。大江南北，扼塞四通。利钝无常，或伤众毁；孤忠吁天，义泣神鬼。亦或左次，敛兵祁门；豺狐夜嗥，星日昼昏。百忧所丛，不震不悚；一柱屹然，华岳之重。卒夷大难，奋绩鹰扬，殪渠扫穴，寸磔枭狼。以义擎天，浴日于海。荡涤垢污，河山无改。帝劳相臣，建侯剖符，俾蕃畿辅，再镇三吴。民讴于野，弦歌载途。公心廓然，与物无竞。敛聚群谋，虚已以听。虑周六合，不耀其明，渊衷自惕，妇竖归诚。群彦煌煌，洪纤高下，大匠陶熔，归诸一冶。何材不植？何功不庸？片长思奋，大受以隆。公不自贤，厥心愈下，被宠若惊，闻过则谢。退偃一室，仰思古人，尚友千载，遥契以神。发为文字，怪伟纵横，雷霆砰击，金石锵鸣。蹴踏百家，孤怀自赏，跨宋轶唐，近古无两！”（见《曾文正公全集》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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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铭文对曾公的军功、政绩、德行修养以及文学艺术造诣，均有简要评价，但可惜受文体所限，论述不甚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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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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