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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曾公的生平，张裕钊给予的评论比较少，但却非常严谨，所以十分值得一读。其曾在《湘乡相国曾公五十有八寿序》一文中，对曾公“为而不有”的精神加以阐明，其言曰：“裕钊惟公提一旅，起湘中，义声感动天下，豪俊魁杰，才节伟人，云兴而从之。渊谋群策，雷动神应，万众一呼，顺风而迈，遂南清江表，北至于河朔，匈奴荡息，天地清曙，手援赤子出之水火之中，焘冒煦育，濒萎而苏，十五年之间，而海内大定，泽流于千里，文武威德，忠诚恺恻，遍孚于中外，鸿卿巨人，学士大夫，陇亩山泽之甿，外薄四海，髽首魋结之远人，爱悦而歌颂之于千万年，永世无极。顾公则淡乎不以自有，若春风之被物，翛然飘浮云而过乎寥廓之表，而百果草木皆甲坼也。则裕钊乌足以知公之所为哉？”（《濂亭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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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又曾作《曾劼刚侍郎五十寿序》一文，对曾公安内攘外的主张及其取得成功的理由，亦有所评述，如云：“往者咸丰之初，海内俶扰，太傅文正公蕴伟抱，起湖湘，倾诚殚智，回斡一代之全局，忠愤激发倡动宇宙，豪杰景从，卒手夷大难，更新乾坤，河岳不倾，盛德殊烈，垂于永世。而是时海疆事变，亦乘间并作，上下忧危，群议炫沄。文正公以为不量彼己而轻挑强敌，是以其国注也；不修备而媮久无事，是自削也。是以戢锐养威，外壹务为怀柔，而内自愤发，以徐图自强之术，日夜与在事数巨公，通变吏俗，兴起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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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且文正公之举也，当其时固亦不乏危疑震憾、互沮交讧、扞格不可行之端。然公绝不以自沮，行以至诚之心，而持以坚定之力，勤劳十有五载，而讫以成功。”（《濂亭遗文》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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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认为，曾公之所以能够成功，正是因为其“行以至诚之心，而持以坚定之力”。此说法深有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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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曾代人作《劝戒浅语序》一文，其中写道：“余惟文正公盛烈伟绩冠一代，其訏谟名画、高文典册，天下既皆传诵而被服之矣；至其他播诸语言，形诸简牍，虽单词常语，皆有味其言之，使人寻绎而不可穷。盖道不足而强言，虽振厉其气，雕绘其词，而卒无以餍乎人人之心。深造道德，而自得于其心，则凡所言，而莫非至道之所寓。若此十六条者，虽曰浅语，然使一人循而行之，则足以为善人；合天下之人循而行之，则足以为善治。所谓‘言近而指远’者，天下之至言也。”即是称赞曾公道德修养深厚，且说理论道能够深入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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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写道：“抑又观世之长官大吏，亦时有条教号令，宣布远迩，然在上者以文具施之，在下者亦以空言置之，相习为故事而已。若文正之在当时，则教出于上，而风偃于下矣；其诚足以动之故也。”（《濂亭遗文》》卷一）对曾公待人以诚的良好品性，更是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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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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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四大弟子中，对曾公生平最为熟悉的人，似乎非黎庶昌莫属，因为曾公的《年谱》即是出自黎庶昌之手。黎氏关于曾公生平的论述，除见于《年谱》及其所作的《续古文辞类纂》外，还包括《曾太傅毅勇侯别传》中的评论，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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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贼之发难也，起桂平，据金田，其事至微。及祸本既成，流毒遍于海内，而外患乘之，沸鼎滔天，区夏糜烂，此旷古所未闻也。当是时，公以绅士在籍，读礼家居，不操尺寸，虽不与闻军国可也。乃独以讨贼自任。由今观之，有若天所命焉。岂所谓笃生者乎？夫举兵犯难，折而不挠，是其勇也；拨乱反正，吊元元之命，是其仁也；开诚心，布公道，囊括天下之才，而各任其器能，是其明也；收成功于李公鸿章，是其智也；天津之役，揆量彼己，辱身以安君父，是其忠也。呜呼，可谓臣道之粹精，希世之人杰已！”（《拙尊园丛稿》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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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智”“仁”“勇”等字称赞曾公，与以上各人对曾公的评价相比，的确可谓别开生面，更胜一筹。结合曾公仁爱备至、智勇双全的实际情况，可知黎氏所言，真实可信，并非虚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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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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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逝世不久后，其友人刘蓉亦相继辞世。刘蓉生前曾经为曾公作《墓志铭》中的铭文，其中对曾公生平亦有所论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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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治乱，任贤者昌，惟圣御世，与时弛张。道光末造，亢极而僵。吏惰民偷，卒嬉于伍，姎徒乘之，揭竿起舞。天祚圣清，笃生元辅，重奠八荒，为国肱股。始公通籍，翱翔掖垣。显皇初政，抗疏陈言，謇谣之风，帝心所简。起公衰麻，戎符往绾。时寇方张，百城溃乱。夔沸于鼎，当者糜烂。公倡义旅，豪杰景从。虎飞龙啸，吐气如虹。锐师东讨，靡坚不攻。大江南北，扼塞四通。利钝无常，或伤众毁；孤忠吁天，义泣神鬼。亦或左次，敛兵祁门；豺狐夜嗥，星日昼昏。百忧所丛，不震不悚；一柱屹然，华岳之重。卒夷大难，奋绩鹰扬，殪渠扫穴，寸磔枭狼。以义擎天，浴日于海。荡涤垢污，河山无改。帝劳相臣，建侯剖符，俾蕃畿辅，再镇三吴。民讴于野，弦歌载途。公心廓然，与物无竞。敛聚群谋，虚已以听。虑周六合，不耀其明，渊衷自惕，妇竖归诚。群彦煌煌，洪纤高下，大匠陶熔，归诸一冶。何材不植？何功不庸？片长思奋，大受以隆。公不自贤，厥心愈下，被宠若惊，闻过则谢。退偃一室，仰思古人，尚友千载，遥契以神。发为文字，怪伟纵横，雷霆砰击，金石锵鸣。蹴踏百家，孤怀自赏，跨宋轶唐，近古无两！”（见《曾文正公全集》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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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铭文对曾公的军功、政绩、德行修养以及文学艺术造诣，均有简要评价，但可惜受文体所限，论述不甚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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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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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蓉写完铭文之后，墓志尚无人作，于是曾公的另一位至交——郭嵩焘，顺承刘蓉的意思，写下一篇墓志。其言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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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初，寇发广西一隅之地，所至糜烂，盗掳金陵十四年，尽蹂江、浙两省地，披而有之。公以侍郎奉母丧归，起乡里讨贼。奋其呫哔之儒、锄耰之民，荡长江万里，蹙贼，踣之，天下复睹又安，民用苏息。已而合肥李公平捻逆于鬲津，湘阴左公殄回乱于关陇，皆用公荐擢，席其遗规，遂蒇成功于时，江以南构乱尤深。公再督两江，嘘枯翦秽，煦濡群萌，孤嫠有养，儒宿有归，渐摩渟涵，纳之大和，故公功在天下，而江南之于公若引之以为己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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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始为翰林，穷极程朱性道之蕴，博考名物，熟精礼典，以为圣人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浇风可使之醇，敝俗可使之兴，而其精微具存于古圣贤之文章。故其为学，因文以证道。常言载道者身也，而致远者文。天地民物之大，典章制度之繁，惟文能达而传之。俛焉日有孳孳，以求信于心而当于古。其平居抗心希古，以美教化育人才为己任；而尤以知人名天下，一见能辨其才之高下与其人贤否。满洲塔齐布公、新宁江公忠源、衡阳彭公玉麟、善化杨公岳斌，或从未弁及诸生奖拔为名臣。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片长薄技，受公一顾，争自琢磨砥砺，敦尚名节，在军必立事功，在官为循吏，曰：‘吾不忍负曾公。’而公敛退虚抑，勤求己过，日夜忧危，如不克胜。自初仕及当天下重任，始终一节，夫尝有所宽假。及其临大敌，定大难，从容审顾，徐厝之安，一无疑惧。此公道德勋名被于天下，被之万世，而其意量之闳深，莫得而罄其用而窥其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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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公器量恢闳，望而知其伟人。生平趣舍是非，求信诸心，不与人为去就，而精鉴微识，一言一事，研核无遗。尤务规其大而见其远。始出治军讨贼，以东南大势在江险，不宜尽弛与贼，力请以水师自效。及为钦差大臣，建三路进攻以规江、浙两省之议；讨捻逆河南，建合四省之力蹙贼一隅之议。皆策之始受事之日，其后成功，一如公言。在军，戈鋋楼橹，短长尺度，躬自省量，无或苟者。荣辱得失，无关其心，而未尝一念不周乎天下，一事不尽乎民隐。《传》曰：‘为仁由己。’公无愧焉。”（见《曾文正公全集》首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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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墓志所论述的内容，基本涵盖曾公的军事功绩、文学造诣以及德行器识，与刘蓉所作的铭文，颇有相得益彰之妙。而最后称赞曾公“为仁由己”，亦可见郭嵩焘乃是一人本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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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称郭嵩焘为一人本主义者，不仅是依据其所作的《曾公墓志》，亦是依据其所作的《名贤手札跋后》。其言曰：“自昔风会气运之成，盖莫不由人焉。曾文正公以道德风义倡，天下名贤硕德，蔚起湖、湘间，电发飙举，斯亦千载一时之会也。校其事功，则辉润六合；挹其言论，则滂霈寸心。子静居父丧。辑刻诸贤与其父往还手札，兵事之始终，人才之隐见，本末粗具，焕乎可观。盖曾文正公善诙谈，胡文忠公益之以谐谑，恪靖左侯独喜自负，尝自署葛亮。洎意城治军事，相与谓之老亮、新亮。周寿山中丞，丁巳病武昌，自顾身为僧，而嵩焘为南岳老僧，相见痛哭。既愈，言其状，于是胡文忠公又谓嵩焘南岳长老。曾文正公名知人，而胡文忠公汲善立贤，惟日不足，将非‘仁为己任’，道远弥厉者乎？”（《养知书屋文集》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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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人本主义者，郭嵩焘将当时祸乱的平定、风气的转移，均归功于曾公一人。此种观念，乃属于中国自古以来的思想意识，虽然未免忽略时代环境的影响力，但亦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可全然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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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一生最受益的两字即是“诚”与“明”。正是因为“诚”，所以能够赢得人心；正是因为“明”，所以善于识别人才。曾公因善识人才而闻名，乃始于其对江忠源的赏识。郭嵩焘曾亲身参与此事，所以在讲述时，言语尤其生动形象。郭嵩焘曾作《赠总督安徽巡抚江忠源公行状》，其中写道：“初公以举人留京师，因友人郭嵩焘见侍郎曾公，语京师琐屑事。移时去，曾公目送之，回顾嵩焘，诧曰：‘生平未见如此人！’既而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当以节烈死。’是时天下固承平也。曾公名能知人，与公相契神明之表，有不可测者。”（《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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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曾公能得人心在于待人真诚，我们可以从郭嵩焘所作的《赠总督湖北巡抚胡文忠行状》中得到证实，其中写道：“公自为湖北巡抚，念国家多难而身负重任，刻自砥砺，益务绳检其身，较其寸尺毫厘，而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尝谓人曰：‘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养知书屋文集》卷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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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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