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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大毕,乃谋于海。益我之长,夺彼所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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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雷霆,静守其雌。内图自强,外羁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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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运方寸,极九万里,人谓公怯,曰‘吾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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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虹尝胆,以生以训,大勋宜就,胡弃而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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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季世,夷狄慁我。内患乘之,燎原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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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睨吾旁,雌雄首尾,曰‘敝可乘’,附耳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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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啮其外,寇讧其内,不有我公,嘻甚矣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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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昔相巨,佐治以文,武功之盛,则由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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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都开基,三藩定变,新疆外拓,川楚内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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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夷奔走,惟恐在后,皆秉圣谟,群臣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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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起词臣,以安以攘,天予虚己,曰‘汝予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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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业之隆,近古无有。开物成务,是谓不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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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时,身为一介书生,却能戡平大乱,为天下立功,其精神必当永存不朽。至于说曾公“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与薛福成所谓“知人之鉴,超轶古今”,如出一辙,虽然稍显夸张,但亦无可厚非,因为实际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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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吴氏于《孔叙仲文集·序》中亦曾言及。如:“当道光之季,……湘乡曾文正尤以闳文系众望。”(《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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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对当时社会局势的影响,吴氏在《送曾袭侯入觐序》中如此写道:“昔者中国之执尝变矣,太傅文正公亟起而持之,到今天下受其赐。”(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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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兵制由八旗兵与绿营兵变为湘军与淮军,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曾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吴氏在《合肥淮军昭忠词记》中写道:“国家兵制,至淮军,凡三变。始者旗营之制,命将出师,取兵于素养。事定则兵归伍,将归京师。川楚之役,兼资召募,不专用额兵,变兵用勇自此始。粤盗起,大学士赛尚阿募潮勇击贼,而江忠烈公以楚勇显。闻潮勇不遵法度,难用;江军能战守,可用矣,亦以奔命熸。独曾文正公起湘乡,教练乡勇,倚以办贼,号曰‘湘军。’湘军兴,而旧时额兵尽废,兵之制于是始变也。文正公之起湘中也,今相国合肥李公,仍父子奉诏出治团练淮南。江忠烈公之抚皖,文正公尝贻书忠烈,言相国可属大事也。是时相国以编修治军,名位未显,展转无所就。及赠公没,久之,遂弃淮南军,从文正军江西。同治元年,以文正荐,募淮南义故六千五百人赴援上海,于是刘公铭传、潘公鼎新、张公树声、吴公长庆等,各领数百人从,号曰‘淮军。’军召募到皖,抚李勇毅公续宜,名为能选将,知军胜败。文正公使勇毅按视新军,还贺曰:‘皆胜军也,吴平矣。’相国率军至上海,凡二十九月而吴果平。于是淮军增至七万人矣。吴平,曾文正公与相国定议,尽散湘军。淮军稍汰羸弱,留五万人备中原捻患。于是淮军兴而湘军可废。”(《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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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政治生涯中,任两江总督的时间要长于任直隶总督的时间。但就政务的难易程度而言,则任直隶总督时要比任两江总督时困难。吴氏在《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中写道:“昔公膺受疆寄,南则江南,北则畿辅。公于江南,亲揃灭蛇豕,荡涤巢窟,再造土壤,还之太平,与民更始,功亦伟矣。而前无因袭,恣公自为,譬之犹操利刃割濡涂也。至于畿辅则不然,密迩京辇,事取中制,宪度久故,甚设而窳,民吏情偷,敝极不还,公又为政日浅,敛抑勇智,投合故迹,凡所经画,率疆吏常识,无奇迹异状。独其精诚垒积,贯洪洞纤,事往神在,卒能回易听视,旷然大变,扫因循之习,开维新之化。当时观法颂治,身后数十年,余教不沫。中材以下,不知所以致之。其视江南,难易县远。”(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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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后,对中国政局担负重大责任的人物,当数李鸿章。而李鸿章一生的治政、治军方针,多效仿曾公。对此事,吴氏亦曾言及。比如在《李文忠公神道碑铭》中云:“公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事,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公学。”(《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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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李文忠公墓志铭》中写道:“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处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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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支撑中国政局数十年,而其政治主张、军事策略、外交方针,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大多继承曾公的精神。由此可见,对中国政局而言,曾公不仅具有直接影响力,亦具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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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受到天下人的颂扬;李公在对日外交中受挫,遭到中外人士的非议。吴氏认为,功名之事,变幻莫测,机遇二字十分关键。其《文集》中有《跋五公尺牍》一文,其中写道:“胡君列五,久客文恭幕下,得诸公手书,自曾文正以下,曰胡文忠公,曰今相国合肥李公,曰左文襄公,曰彭刚直公,凡五人,联为大卷,弆藏之。”间以示汝纶曰:‘子为吾发其意。’汝纶曰:“功名之际,盖难言哉?方曾文正败靖港,困南昌,守死祁门,岂知其后赞明中兴,威烈如此?官文恭周旋曾、胡诸公间,当时见谓媪相,卒与胡公俱飨显名,血食至今不绝也。湖南初开幕府,左文襄调兵算食,以诸葛君自待;而彭刚直徒步千里,出入贼中,以赴曾文正之急。皆烈士也。功名鸿杀,各非偶然。二人之论外事,皆以持和议、购船炮为非。越南之役,皆领兵用旧法防海。未遇敌而兵罢,亦云幸矣。然世或多二公威望,谓能回圉走坚敌也。曾文正既殂,今相国合肥李公独膺艰巨,经营远略,垂三十年,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国兵挫于日本,中外归过焉。盛衰有时,岂人力也哉!”(《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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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吴氏的说法,曾公之所以能够成就中兴事业,乃是时势使然,而并非完全归因于个人的努力。作为曾公门下弟子,吴氏竟有如此见地,实在难能可贵,不过其观点仍旧称不上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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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曾公功成名就一事,虽然吴氏提出时势机遇之说,但对曾公的为人,吴氏毫无贬低之意,而是极力推崇。因为建立功名与做人本来是两码事。吴氏在《铜官感旧图记》中云:“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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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详在《论桐城派》一文中,称曾公“有张廉卿裕钊、吴至父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之四大弟子”。关于吴氏、薛氏对曾公的评论,前文已有讲述,下面我们来探讨张氏、黎氏对曾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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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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