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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已大毕，乃谋于海。益我之长，夺彼所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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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雷霆，静守其雌。内图自强，外羁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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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运方寸，极九万里，人谓公怯，曰‘吾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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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虹尝胆，以生以训，大勋宜就，胡弃而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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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季世，夷狄慁我。内患乘之，燎原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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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睨吾旁，雌雄首尾，曰‘敝可乘’，附耳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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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啮其外，寇讧其内，不有我公，嘻甚矣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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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昔相巨，佐治以文，武功之盛，则由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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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都开基，三藩定变，新疆外拓，川楚内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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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夷奔走，惟恐在后，皆秉圣谟，群臣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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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起词臣，以安以攘，天予虚己，曰‘汝予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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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业之隆，近古无有。开物成务，是谓不朽！（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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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时，身为一介书生，却能戡平大乱，为天下立功，其精神必当永存不朽。至于说曾公“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与薛福成所谓“知人之鉴，超轶古今”，如出一辙，虽然稍显夸张，但亦无可厚非，因为实际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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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在当时文坛上的地位，吴氏于《孔叙仲文集·序》中亦曾言及。如：“当道光之季，……湘乡曾文正尤以闳文系众望。”（《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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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曾公对当时社会局势的影响，吴氏在《送曾袭侯入觐序》中如此写道：“昔者中国之执尝变矣，太傅文正公亟起而持之，到今天下受其赐。”（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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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兵制由八旗兵与绿营兵变为湘军与淮军，不可否认，在此过程中，曾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吴氏在《合肥淮军昭忠词记》中写道：“国家兵制，至淮军，凡三变。始者旗营之制，命将出师，取兵于素养。事定则兵归伍，将归京师。川楚之役，兼资召募，不专用额兵，变兵用勇自此始。粤盗起，大学士赛尚阿募潮勇击贼，而江忠烈公以楚勇显。闻潮勇不遵法度，难用；江军能战守，可用矣，亦以奔命熸。独曾文正公起湘乡，教练乡勇，倚以办贼，号曰‘湘军。’湘军兴，而旧时额兵尽废，兵之制于是始变也。文正公之起湘中也，今相国合肥李公，仍父子奉诏出治团练淮南。江忠烈公之抚皖，文正公尝贻书忠烈，言相国可属大事也。是时相国以编修治军，名位未显，展转无所就。及赠公没，久之，遂弃淮南军，从文正军江西。同治元年，以文正荐，募淮南义故六千五百人赴援上海，于是刘公铭传、潘公鼎新、张公树声、吴公长庆等，各领数百人从，号曰‘淮军。’军召募到皖，抚李勇毅公续宜，名为能选将，知军胜败。文正公使勇毅按视新军，还贺曰：‘皆胜军也，吴平矣。’相国率军至上海，凡二十九月而吴果平。于是淮军增至七万人矣。吴平，曾文正公与相国定议，尽散湘军。淮军稍汰羸弱，留五万人备中原捻患。于是淮军兴而湘军可废。”（《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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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的政治生涯中，任两江总督的时间要长于任直隶总督的时间。但就政务的难易程度而言，则任直隶总督时要比任两江总督时困难。吴氏在《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记》中写道：“昔公膺受疆寄，南则江南，北则畿辅。公于江南，亲揃灭蛇豕，荡涤巢窟，再造土壤，还之太平，与民更始，功亦伟矣。而前无因袭，恣公自为，譬之犹操利刃割濡涂也。至于畿辅则不然，密迩京辇，事取中制，宪度久故，甚设而窳，民吏情偷，敝极不还，公又为政日浅，敛抑勇智，投合故迹，凡所经画，率疆吏常识，无奇迹异状。独其精诚垒积，贯洪洞纤，事往神在，卒能回易听视，旷然大变，扫因循之习，开维新之化。当时观法颂治，身后数十年，余教不沫。中材以下，不知所以致之。其视江南，难易县远。”（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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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之后，对中国政局担负重大责任的人物，当数李鸿章。而李鸿章一生的治政、治军方针，多效仿曾公。对此事，吴氏亦曾言及。比如在《李文忠公神道碑铭》中云：“公生平严事曾文正公。出治军，持国事，与曾公相首尾。其忠谋英断，能使国重，是非成败，不毫发动心，一秉曾公学。”（《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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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李文忠公墓志铭》中写道：“公少受学曾公，其用兵方略，为国决大计，处荣悴显晦，事成败，不易常度，得于曾公者为多。”（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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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支撑中国政局数十年，而其政治主张、军事策略、外交方针，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大多继承曾公的精神。由此可见，对中国政局而言，曾公不仅具有直接影响力，亦具有巨大的间接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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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受到天下人的颂扬；李公在对日外交中受挫，遭到中外人士的非议。吴氏认为，功名之事，变幻莫测，机遇二字十分关键。其《文集》中有《跋五公尺牍》一文，其中写道：“胡君列五，久客文恭幕下，得诸公手书，自曾文正以下，曰胡文忠公，曰今相国合肥李公，曰左文襄公，曰彭刚直公，凡五人，联为大卷，弆藏之。”间以示汝纶曰：‘子为吾发其意。’汝纶曰：“功名之际，盖难言哉？方曾文正败靖港，困南昌，守死祁门，岂知其后赞明中兴，威烈如此？官文恭周旋曾、胡诸公间，当时见谓媪相，卒与胡公俱飨显名，血食至今不绝也。湖南初开幕府，左文襄调兵算食，以诸葛君自待；而彭刚直徒步千里，出入贼中，以赴曾文正之急。皆烈士也。功名鸿杀，各非偶然。二人之论外事，皆以持和议、购船炮为非。越南之役，皆领兵用旧法防海。未遇敌而兵罢，亦云幸矣。然世或多二公威望，谓能回圉走坚敌也。曾文正既殂，今相国合肥李公独膺艰巨，经营远略，垂三十年，天下想望其风采。及国兵挫于日本，中外归过焉。盛衰有时，岂人力也哉！”（《桐城吴先生文集》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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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吴氏的说法，曾公之所以能够成就中兴事业，乃是时势使然，而并非完全归因于个人的努力。作为曾公门下弟子，吴氏竟有如此见地，实在难能可贵，不过其观点仍旧称不上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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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曾公功成名就一事，虽然吴氏提出时势机遇之说，但对曾公的为人，吴氏毫无贬低之意，而是极力推崇。因为建立功名与做人本来是两码事。吴氏在《铜官感旧图记》中云：“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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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详在《论桐城派》一文中，称曾公“有张廉卿裕钊、吴至父汝纶、黎莼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之四大弟子”。关于吴氏、薛氏对曾公的评论，前文已有讲述，下面我们来探讨张氏、黎氏对曾公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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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裕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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