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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曾将曾公、左公与刘坤一、张之洞作比较，认为刘、张二人虽远不及曾、左，但也有值得赞扬的地方。梁氏则将曾公与李鸿章作比较，认为曾公远远胜过李鸿章，但李鸿章亦有自己的优点。梁氏在所作的《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写道：“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撕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衔，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尝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饮冰室文集》卷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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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氏在书中讲述李鸿章的轶事时，往往将曾公与李鸿章相提并论，亦可见曾、李二人的关系。如：“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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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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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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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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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清代整个历史的史书，除日本人稻叶君山所著的《清朝全史》外，要数萧一山先生的《清代通史》最为著名。稻叶君山对于曾公的生平，曾专门用一章内容进行评论，其中心思想即是“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如宗教军”，对此，前面已略有提及，此处不再详细叙述。而萧氏对曾公的生平，评论比较少，但亦值得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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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氏云：“国藩之学，以义理为根底，而不为空言静独所泥；以身体力行为归，颇与颜、李学派相近；以格物学礼为务，颇与顾亭林之通儒相近。礼者，典章制度，名物训诂，无所不赅，即经世之学也，国藩之所注在此。既已超于其师友，此道德勋名之所以被于天下。故不得以纯理学家目之也。”（《清代通史》卷下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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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包含两点内容：一、曾公既精研义理，又重视实践，始终将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最终目的；二、曾公之所以拥有为世人所仰慕的道德修养与卓越功勋，正是缘于其优秀的学术素养。萧氏的此段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深刻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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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氏不仅对曾公的学问、德行、事业等有所评论，而且对曾公的个性亦有所评论。萧氏在叙述左宗棠的生平时，曾写道：“宗棠尝以诸葛亮自比，与人书，辄戏自署为老亮，又曰：‘今亮或胜于古亮。’以较国藩晚年自劾之《记》，迥不侔矣。盖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或言宗棠不遇时，尝袖策谒洪秀全，又尝轻视大臣觐见时之踧踖鞠躬者。其志趣颇超越恒流，是亦国藩之所难能也。”（卷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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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此言足以说明曾、左二人的性格特征及其区别之所在。当然，曾公的个性，并非仅用“谨慎”二字便能概括，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进行揣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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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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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中国近代史时，时间范围并非仅限于清代。除郑鹤声先生的《中国近世史》外，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同样非常有名。郑氏的著作上及明代，陈氏的著作则下及民国时期；而且对清代历史的记载，两书的详略安排也不一致。但是关于太平天国与湘军之间的战争，两书则均有论述。郑先生对太平天国失败原因的全面论述，前面已有摘录。至于湘军取胜的原因，陈氏所言亦十分详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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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之出境也，曾国藩请设大员筹饷，朝廷置之。其出兵名义，初用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三年之中，改变者三。其关防且为木质，非朝廷颁给，地方官戏疑其为伪造，印札为其诘责捐输印收，被其猜疑，其所受之痛苦，以在江西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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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尝书告其友郭嵩焘曰：‘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一八五六、七）浩然不欲复闻世事。’其所幸者，左宗棠及郭嵩焘之弟崑焘入骆秉章幕府，筹饷军政归其主持，湘军作战在外，深赖其力。其能战胜者，初以曾国藩之地位异于疆吏，故得从容布置，对于朝廷之促出兵，有辞上奏。其遇困难多能忍耐，其水师一败于岳州，再败于靖港，三败于湖口，奋不欲生者再，及为从者所救，仍不灰心，反增长其用兵之经验。其兵来自湖南。其地风气强悍，人民易成精兵。其应募者，原为保护家乡之农民。将校多为研究理学之学者，其人对于洪秀全之摧残儒教，莫不痛心疾首，而欲灭之，均能黾勉从事，训练士卒。其勇待遇，视营兵为优，陆勇月饷四两二钱，亲兵什长略有增加；水勇三两六钱，炮手舵工稍有增加。故能得其死力，冲锋陷阵。……营中将校相处，重信义，共患难，胜不争功，败则相救。……曾氏致江忠源书，尝论将校兵士乖迕不和之弊，其命将出师，谆谆然以之为戒。其行军也，严谨斥候，未尝为敌所袭而败，其自上流东下，军有水师，往来应援，其船大炮多，非太平军中之所能及，而实长江战争之利器。尤有进者，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能谋而后战，审察利害，不求一时之功，而有深思远见之方略。太平军遂遇劲敌。”（《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四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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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言，虽然论及湘军内部的良好组织以及将士的优良作风，但尤其推崇曾公的识度，可谓公平合理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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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禄在《中国近代史》中，对外交事件的论述比较多，虽然称“曾、左对外之知识幼稚，无比较中西政治优劣之观念”，但对曾公在内政外交方面的看法，亦曾予以好评：“曾国藩精于理学，久官京师，晚年忧谗畏讥，其于朝政，明若观火，其与友人郭嵩焘书云：‘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短长，乃较之王氏（王夫之）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君子攻击惨毒而已。’其言有为而发，不免言之过激。一八七〇年，以天津教案上奏曰：‘自古以来，局外之议论，不谅局中之艰难，一唱百和，亦足以荧听而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每读书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其论古今，足称深切透达。”（《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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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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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恭禄仅就曾公治军论政的情形作大概评述，至于对曾公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加以评论的人，则要数郭斌和。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郭氏为纪念曾公逝世六十周年，曾发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其中写道：“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可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覯。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要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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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赞曾公兼具高尚的德行修养、深厚的文学造诣、杰出的事业成就，郭氏之前，大有人在。然而，认为曾公集宗教家、道德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的优点而无此七种人的缺点，则从郭氏开始。虽然郭氏没有举例证明其看法，但只要是了解曾公生平的人，估计都会赞同郭氏所言。至于说曾公的成就为“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则与容闳所谓曾公为“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的说法略有相似之处，亦是相当有见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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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翊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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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和所言，虽然包括曾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言语过于简约。而陈翊林所作《胡曾左平乱要旨》一书，则专门针对平定太平天国的方法展开论述，所以言语较为详细。陈氏认为，胡、曾、左三公之所以能够胜利，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并非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个力，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出于必然。此话颇能揭示前人所未能揭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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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云：“当胡、曾、左三公未用世之时，太平天国以新兴之势，由南而北，建都金陵，掠取各省，其锋几不可当。及一公用世之后，本其悲天悯人之怀，再接再厉，百折不挠，历十余年而乱平。其所以一成一败者，非由于天命，乃由于人事；非出于偶然，乃出于当然。何以知其然也？间尝取胡、曾、左之事功与太平天国较论之：胡、曾、左等有适乎当时国情之中心思想以资号召，而太平天国所谓天父、天兄、天弟之说，实不足以敌之；胡、曾、左等有互相维系之中心势力，以利驱策，而太平天国则自杨、韦乱后，互相猜疑，势力分散，几不可支矣；胡、曾、左等自为克己进贤之中心人物，以树之模楷，而太平天国之人物虽如石达开、李秀成辈亦有所不逮焉。胡、曾、左等以克己进贤之中心人物，发扬适乎当时国情之中心思想，运用互相维系之中心势力，其所以能拔乱反治者在此，非乘时幸成者可比也。”（《胡曾左平乱要旨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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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哲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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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曾左平乱要旨》一书，因为是将曾公与胡林翼、左宗棠放在一起评论，所以虽然对曾公克己奉公、推举贤良、整顿吏治、治理军事等方面均有所论及，但并未充分展开论述。至于对曾公修身养性、读书处事等方法进行详细严密的考察，并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的专著，当数胡哲敷君所作的《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该书中，胡氏对曾公的评论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段为：“今之社会，无中心标准之社会也，上至国家礼法政令，下至乡曲小民之一行一动，莫不人自为之。此犹大自然之民也，安能立于今之世乎？往者吾人犹侈言：中国之大，何至灭亡？今者日蹙百里，已在亡国道上趋其行程。于斯时也，而犹酣然以嬉，涣然以处，空唱一二名词，为装点门面之具，而无坚苦卓绝之真精神以继之，则台湾、朝鲜之续，在目前耳！是故今日之务，在力挽颓风而转移习俗。虽日兹事体大，非一二人之力之所能胜，然而风气之成，则又往往经一二人之倡导，而全国靡然相从，卒收化民成俗之效者，亦比比然也。清之曾国藩氏，殆其人欤！曾氏值咸、同之际，社会颓唐，百端倾欹，殆无亚于今日，赖其力行倡导，而风气为之转圜；虽尔时外患未炽，元气未凋，国力尚未丧如今日，要非以彼坚苦卓绝之志、修己治人之方，则当时情势，未可知也。故曾氏之事业是非姑勿论，其坚卓诚信、苦心孤诣、爱民恤才之伟大胸怀，则敻乎尚矣。”（《曾国藩治学方法·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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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之道，在于凭借艰苦卓绝的精神，转移颓败萎靡的社会风气。此道理，当时许多人都明白。而认为正是曾公对艰苦卓绝精神的大力倡导，方才令社会风气大为改观，则是胡氏对曾公极力推崇的原因，亦是胡氏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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