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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不仅言及曾公读书的方法，亦言及曾公修身养性、做人处事的方法。胡氏通过研究史籍，认为：“古人之所谓学，须在事业上表现出来，才见得是真学问；后世号称做事业的人，往往不学无术，卑污苟且，而号称做学问的人，又往往死于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隶，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学问和事业分做两截。”并谓：“往者已矣，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练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不过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一方面，于下学功夫，则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故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毛病；曾国藩的学问，则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纯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工夫如此，上达的工夫亦不过如此。”（《曾国藩治学方法》第一章《学的意义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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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将曾公与王阳明相提并论的人，不仅有李元度，还有胡哲敷。李氏所言，重在集理学、经济、文章于一人；胡氏所言，则重在将学问与事业联为一体。虽然二人评论方式不同，但对曾公的极力推崇均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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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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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哲敷的《曾国藩治学方法》，虽然涵盖面广且内容细致，对曾公治军、治吏、读书、养身等事均有论述，但毕竟偏重于方法。而对曾公的生平与事业，既能作详细缜密的探讨，又能进行条理性、系统性的叙述，当数蒋星德所作的《曾国藩之生平与事业》一书。蒋氏除记述曾公的生平与事业外，亦曾有所评论，其中虽为明显的一段评语为：“我们纵观曾国藩的一生，自从道光晚年他在北京做‘京官’起，便观察人才，留心时务。后来在咸丰初年，曾氏以一‘在籍侍郎’，掌管军务，讲究‘拙诚’，刻苦自励，一时湘军中人才辈出，形成一种新兴的势力。晚年间做了总督，对于自己的操守和刻苦的生活，仍不肯稍稍放松。这种坚持的精神，便是他一生成功的原因。所以曾国藩的一生，吾人除于他的为异族效力不能不致其遗憾外，他的个人品行、作事方法，都值得我们的钦佩和取法的。”（《曾国藩之生平与事业·编者叙言》）即是对曾公一生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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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湘军最终打败太平军的原因，蒋氏亦曾论及，如：“在清军与太平军对峙之中，两方面都出了不少的人才。在太平天国方面有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在清政府方面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十多年的血战，太平天国方面失败了，清军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在智勇才略上岂不能和曾、胡、左、李等比拟？也不过因为曾国藩等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造成一时的风气，获得民心的爱戴，所以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罢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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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话中意味，基本偏重于道德本位思想，与唯心主义者的论调相近似。不过蒋氏并没有忽略时代所产生的影响。蒋氏云：“我们看察曾氏事业的成功，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他的惊人事业。”（《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第一章《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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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以为替清朝异族卖气力，扑灭汉族的太平天国，这种人是不足齿的。从民族意识的观点上，这话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时代性和他的家世所造成的必然的思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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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忽视时代背景与环境因素的影响，亦不轻视个人的道德、智慧、器识与能力，正是近代所谓客观的批评方式。蒋氏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评价曾公，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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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一书，共分为十二章，最后一章为《曾氏对于当时及后世的影响》。该章内容的大意是：曾公通过开创“中兴事业”和引领“一代风气”，对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对后世的影响，则可分为四项，即政治方面的影响、军事方面的影响、社会方面的影响以及文学方面的影响。蒋氏所言，既有值得肯定之处，亦有不足之处，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能够注意到曾公对当时社会以及后世的影响，为曾公作一全新评价，却是相当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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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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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综合各家评论，加以鄙人之见，作以下结论，收束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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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公不仅在义理、词章、考据三方面均有相当深厚的造诣，而且在道德、文章、事业上亦有良好的表现。古今中外，能够与之相匹敌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曾公不仅是清代中兴时期的杰出人物，即使就世界范围来看，亦难掩其光彩夺目的伟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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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公的一生，最为时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缺乏民族思想。究其原因，乃是受时代背景与家庭环境的影响。就其所作的檄文来看，曾公讨伐太平天国的真正目的在于扶持传统礼教，由此可见，效忠清政府绝非曾公的本意。史学家认为“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如宗教军”，实在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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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公的丰功伟绩中，常被后人所赞颂的一项，即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曾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固然是因为自己有主见、有毅力，在严于律己的同时推举贤良，但清政府给予的信任，以及太平天国的内讧，客观上均为曾公提供良好的机会。至于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而违背国情，曾公崇尚儒教而深得民心，亦是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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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公之所以伟大，并非是由于其煊赫的功勋、崇高的名位，而是由于其在进德修业与困知勉行上的坚持不懈。正是因为能进德修业，所以其真诚足以感化人，其明智足以办大事。正是因为能困知勉行，所以在挫折与危难面前，非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坚忍不拔。曾公曾云：“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家书》卷九——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弟书）乃是基于经验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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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公的思想，因时因地而不同，可见曾公常受时代与环境的影响。但曾公亦能凭借自己的道德才智，转变当时的社会风气，从而开创清代的中兴局面，甚至影响到后世的政治、军事、教育以及文学，可见曾公亦能影响时代与环境。人物与时代、环境，互相影响。时代、环境固然能限制人生，但亦在人的创造活动中发生改变。曾公的一生便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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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曾公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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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军事方面而言，不仅在于养成湘人从军尚武的风气，更在于通过自己一手创办的湘军与淮军，使清代的兵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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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方面而言，在于平定太平天国，开创清代中兴局面，使清政府重用汉人，开放政权。另外，曾公之后，接手其政治重担的李鸿章，维持清政府残局数十年，所有内政外交方面的主张，均继承曾公的遗志，可见曾公对政治的影响何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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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方面而言，通过派遣留学生、雇人翻译外国书籍，以及开设学堂、教授西方文明，开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声。而且，根据其所作《劝学篇》来看，曾公亦注重道德教育与政治训导，其方法可供后世的教育者与求学者所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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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学方面而言，不仅在诗界文坛自成一派，影响当时的学子，而且在对文学的见解上能够推陈出新，启迪后人。周作人先生认为，近年的新文学运动，其实是受桐城派的影响，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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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曾公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均永垂不朽，此乃公认的评价。立德为第一，即端正自身，引领大众，转移当时的社会风气；立功为第二，即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救民于水火；立言为第三，即著书立说，以启发时人与后世。著作等身，下笔千言，只要是会写文章的人，大多能够做到；至于拨乱反正、建功立业的人，从古至今，亦不在少数。然而，能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开创良好风气、教化天下黎民，此类人物，古今中外，可谓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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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公自谓：“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见《春在堂随笔》一）并且在回复胡林翼的信函中，大力称赞胡氏的功劳，“以吏治大改面目并变风气为第一。荡平疆土二千里，犹为次着”，并称要效仿对方的所作所为，“亦当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书札》卷十二）均能反映出曾公的人生志向。所以，不仅曾公的丰功伟绩与经典著作将流传后世，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且其在修身养性方面的勤奋态度与迅猛进步，具有更加崇高的地位。蒋介石先生曾云：“清朝之所以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者，盖非人才消长之故，而实德业隆替之征也。彼洪、杨、石、李、陈、韦之才略，岂不能比拟于曾、胡、左、李之清臣？然而曾氏标榜道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倡，其结果竟能变易风俗，挽回颓靡。吾姑不问其当时应变之手段、思想之新旧、成败之过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见《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曾公的道德修养竟然受到如此高的赞誉，可见其人格力量何等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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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曾公固然具备许多优点，但并非完美无缺。比如，曾公曾经自称“不善用兵，屡失事机”（《家书》卷四——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与诸弟），又认为：“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岂能办此滔天之贼？”（《家训》卷上——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此乃就军事方面而言。曾公曾云：“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家训》卷上——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此则就学问方面而言。至于其他方面，如只爱任用品德良好的人，有时未能根据人才的特点做出合理的安排，曾公本人对此亦曾言及。（《杂著》卷四——《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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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间本无完人，即使如孔子、颜渊等圣贤，亦不能避免一切过失，曾公自然亦不例外。而曾公超越平常人的地方，正是在于知道自己的不足，并力求改进。曾公《日记》中有许多深刻自责的话，更能说明其改过迁善的决心与勇气。因此，曾公虽然在道德、学问、事业、文章等各方面均有不朽的成就，但最值得我们注意与效法的地方，则是其诚实不欺的态度与自强不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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