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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斌和所言，虽然包括曾公生活的各个方面，但言语过于简约。而陈翊林所作《胡曾左平乱要旨》一书，则专门针对平定太平天国的方法展开论述，所以言语较为详细。陈氏认为，胡、曾、左三公之所以能够胜利，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并非由于天命，而是由于个力，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出于必然。此话颇能揭示前人所未能揭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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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氏云：“当胡、曾、左三公未用世之时，太平天国以新兴之势，由南而北，建都金陵，掠取各省，其锋几不可当。及一公用世之后，本其悲天悯人之怀，再接再厉，百折不挠，历十余年而乱平。其所以一成一败者，非由于天命，乃由于人事；非出于偶然，乃出于当然。何以知其然也？间尝取胡、曾、左之事功与太平天国较论之：胡、曾、左等有适乎当时国情之中心思想以资号召，而太平天国所谓天父、天兄、天弟之说，实不足以敌之；胡、曾、左等有互相维系之中心势力，以利驱策，而太平天国则自杨、韦乱后，互相猜疑，势力分散，几不可支矣；胡、曾、左等自为克己进贤之中心人物，以树之模楷，而太平天国之人物虽如石达开、李秀成辈亦有所不逮焉。胡、曾、左等以克己进贤之中心人物，发扬适乎当时国情之中心思想，运用互相维系之中心势力，其所以能拔乱反治者在此，非乘时幸成者可比也。”（《胡曾左平乱要旨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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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哲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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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曾左平乱要旨》一书，因为是将曾公与胡林翼、左宗棠放在一起评论，所以虽然对曾公克己奉公、推举贤良、整顿吏治、治理军事等方面均有所论及，但并未充分展开论述。至于对曾公修身养性、读书处事等方法进行详细严密的考察，并能提纲挈领，条分缕析的专著，当数胡哲敷君所作的《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该书中，胡氏对曾公的评论非常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段为：“今之社会，无中心标准之社会也，上至国家礼法政令，下至乡曲小民之一行一动，莫不人自为之。此犹大自然之民也，安能立于今之世乎？往者吾人犹侈言：中国之大，何至灭亡？今者日蹙百里，已在亡国道上趋其行程。于斯时也，而犹酣然以嬉，涣然以处，空唱一二名词，为装点门面之具，而无坚苦卓绝之真精神以继之，则台湾、朝鲜之续，在目前耳！是故今日之务，在力挽颓风而转移习俗。虽日兹事体大，非一二人之力之所能胜，然而风气之成，则又往往经一二人之倡导，而全国靡然相从，卒收化民成俗之效者，亦比比然也。清之曾国藩氏，殆其人欤！曾氏值咸、同之际，社会颓唐，百端倾欹，殆无亚于今日，赖其力行倡导，而风气为之转圜；虽尔时外患未炽，元气未凋，国力尚未丧如今日，要非以彼坚苦卓绝之志、修己治人之方，则当时情势，未可知也。故曾氏之事业是非姑勿论，其坚卓诚信、苦心孤诣、爱民恤才之伟大胸怀，则敻乎尚矣。”（《曾国藩治学方法·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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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亡图存之道，在于凭借艰苦卓绝的精神，转移颓败萎靡的社会风气。此道理，当时许多人都明白。而认为正是曾公对艰苦卓绝精神的大力倡导，方才令社会风气大为改观，则是胡氏对曾公极力推崇的原因，亦是胡氏不同凡响的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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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治学方法》一书，不仅言及曾公读书的方法，亦言及曾公修身养性、做人处事的方法。胡氏通过研究史籍，认为：“古人之所谓学，须在事业上表现出来，才见得是真学问；后世号称做事业的人，往往不学无术，卑污苟且，而号称做学问的人，又往往死于章句之下，做古人奴隶，其最大病根，就是把学问和事业分做两截。”并谓：“往者已矣，五百年来，能把学问在事业上表现出来的，只有两人：一为明朝的王守仁，一则清朝的曾国藩。二人都是以书生而克平世乱；都是在千辛万苦中，把学问事业磨练成功；都是戎马倥偬之间，读书为学不倦。不过王守仁天资高，是高明一路的人，故其为学途径，多偏于上达一方面，于下学功夫，则言之颇少；曾国藩为笃实一路的人，处处脚踏实地，故其为学途径，最合于下学之门。阳明之学，学之不善，还会发生毛病；曾国藩的学问，则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弊端。高明的人应该走这条路，迟纯的人也应该走这条路；下学的工夫如此，上达的工夫亦不过如此。”（《曾国藩治学方法》第一章《学的意义与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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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将曾公与王阳明相提并论的人，不仅有李元度，还有胡哲敷。李氏所言，重在集理学、经济、文章于一人；胡氏所言，则重在将学问与事业联为一体。虽然二人评论方式不同，但对曾公的极力推崇均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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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星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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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哲敷的《曾国藩治学方法》，虽然涵盖面广且内容细致，对曾公治军、治吏、读书、养身等事均有论述，但毕竟偏重于方法。而对曾公的生平与事业，既能作详细缜密的探讨，又能进行条理性、系统性的叙述，当数蒋星德所作的《曾国藩之生平与事业》一书。蒋氏除记述曾公的生平与事业外，亦曾有所评论，其中虽为明显的一段评语为：“我们纵观曾国藩的一生，自从道光晚年他在北京做‘京官’起，便观察人才，留心时务。后来在咸丰初年，曾氏以一‘在籍侍郎’，掌管军务，讲究‘拙诚’，刻苦自励，一时湘军中人才辈出，形成一种新兴的势力。晚年间做了总督，对于自己的操守和刻苦的生活，仍不肯稍稍放松。这种坚持的精神，便是他一生成功的原因。所以曾国藩的一生，吾人除于他的为异族效力不能不致其遗憾外，他的个人品行、作事方法，都值得我们的钦佩和取法的。”（《曾国藩之生平与事业·编者叙言》）即是对曾公一生的总体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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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湘军最终打败太平军的原因，蒋氏亦曾论及，如：“在清军与太平军对峙之中，两方面都出了不少的人才。在太平天国方面有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在清政府方面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十多年的血战，太平天国方面失败了，清军终于获得最后的成功，这是什么原因呢？李秀成、陈玉成、石达开等，在智勇才略上岂不能和曾、胡、左、李等比拟？也不过因为曾国藩等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造成一时的风气，获得民心的爱戴，所以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罢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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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摩话中意味，基本偏重于道德本位思想，与唯心主义者的论调相近似。不过蒋氏并没有忽略时代所产生的影响。蒋氏云：“我们看察曾氏事业的成功，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他的惊人事业。”（《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第一章《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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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云：“近代人讨论曾国藩的生平事业，以为替清朝异族卖气力，扑灭汉族的太平天国，这种人是不足齿的。从民族意识的观点上，这话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历史的时代性和他的家世所造成的必然的思想。”（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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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忽视时代背景与环境因素的影响，亦不轻视个人的道德、智慧、器识与能力，正是近代所谓客观的批评方式。蒋氏能够站在客观的角度上评价曾公，实属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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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之生平及事业》一书，共分为十二章，最后一章为《曾氏对于当时及后世的影响》。该章内容的大意是：曾公通过开创“中兴事业”和引领“一代风气”，对当时的社会产生重要影响；至于对后世的影响，则可分为四项，即政治方面的影响、军事方面的影响、社会方面的影响以及文学方面的影响。蒋氏所言，既有值得肯定之处，亦有不足之处，不能一概而论；但是能够注意到曾公对当时社会以及后世的影响，为曾公作一全新评价，却是相当值得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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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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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综合各家评论，加以鄙人之见，作以下结论，收束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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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公不仅在义理、词章、考据三方面均有相当深厚的造诣，而且在道德、文章、事业上亦有良好的表现。古今中外，能够与之相匹敌的人，少之又少。所以，曾公不仅是清代中兴时期的杰出人物，即使就世界范围来看，亦难掩其光彩夺目的伟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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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曾公的一生，最为时人所诟病的地方，就是缺乏民族思想。究其原因，乃是受时代背景与家庭环境的影响。就其所作的檄文来看，曾公讨伐太平天国的真正目的在于扶持传统礼教，由此可见，效忠清政府绝非曾公的本意。史学家认为“湘军非勤王之师”“湘军如宗教军”，实在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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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曾公的丰功伟绩中，常被后人所赞颂的一项，即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曾公之所以能够取得最终的成功，固然是因为自己有主见、有毅力，在严于律己的同时推举贤良，但清政府给予的信任，以及太平天国的内讧，客观上均为曾公提供良好的机会。至于太平天国信奉基督教而违背国情，曾公崇尚儒教而深得民心，亦是显而易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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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公之所以伟大，并非是由于其煊赫的功勋、崇高的名位，而是由于其在进德修业与困知勉行上的坚持不懈。正是因为能进德修业，所以其真诚足以感化人，其明智足以办大事。正是因为能困知勉行，所以在挫折与危难面前，非但没有灰心丧气，反而更加坚忍不拔。曾公曾云：“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家书》卷九——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与弟书）乃是基于经验的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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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曾公的思想，因时因地而不同，可见曾公常受时代与环境的影响。但曾公亦能凭借自己的道德才智，转变当时的社会风气，从而开创清代的中兴局面，甚至影响到后世的政治、军事、教育以及文学，可见曾公亦能影响时代与环境。人物与时代、环境，互相影响。时代、环境固然能限制人生，但亦在人的创造活动中发生改变。曾公的一生便是非常典型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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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曾公对后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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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军事方面而言，不仅在于养成湘人从军尚武的风气，更在于通过自己一手创办的湘军与淮军，使清代的兵制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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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政治方面而言，在于平定太平天国，开创清代中兴局面，使清政府重用汉人，开放政权。另外，曾公之后，接手其政治重担的李鸿章，维持清政府残局数十年，所有内政外交方面的主张，均继承曾公的遗志，可见曾公对政治的影响何其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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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教育方面而言，通过派遣留学生、雇人翻译外国书籍，以及开设学堂、教授西方文明，开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先声。而且，根据其所作《劝学篇》来看，曾公亦注重道德教育与政治训导，其方法可供后世的教育者与求学者所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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