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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角洲地带的掌控与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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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没有忘记笼络江南三角洲当地的权势人物。主要人物有曾经邀请他来到上海的乡绅首领——冯桂芬。冯桂芬是苏州人，比李鸿章年长14岁，1840年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可谓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物，他却留在了乡里，而没有选择仕途，正是所谓乡绅的典型代表。他从乡绅的角度，对地域社会的统治和稳定提出了很多改革方案。李鸿章来到上海后，虚心听取冯的改革论，不仅尽最大可能将他的建议付诸实施，还聘请冯为自己的幕友，以获得他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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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尤为出名的是江南降低赋税的改革。生产力发达的江南三角洲地带，也是中国土地税负最沉重的地区。冯桂芬最为尊敬的乡绅伟人、大学者顾炎武甚至指出，仅仅苏州一地就承担了全国十分之一的税收。冯桂芬一心想要减轻负担。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战后通过采取措施来创造有利于改革的条件，而李鸿章，恰好回应了他的这一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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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也并未完全实现冯桂芬的愿望，但是许多好几百年来悬而未决的事情确实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不难想象，冯桂芬等人对李鸿章的举措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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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三角洲一带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却风气欠佳，自从明亡后，这里对中央的政府权力有着强烈的反感，以极难治理而闻名天下。直到最近，前任江苏巡抚薛焕可以说是尝尽了苦头。而李鸿章却成功地收买了权势者的欢心，掌握了这一地区，使它成为自己的势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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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桂芬的改革论多以如何有效地统治地区社会这些问题为主，然而在他的提议中，有不少建议要求吸收、学习西方的事物和技术，这大概是他到上海避难后总结出来的。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对西方的首要窗口，在这里能够最早认识和获取西方文明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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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人们把这些和西方有关的事务称为“洋务”。这个词的意思除了在贸易和交通等方面进行直接的接触、交涉之外，还包括购买、制造机器，引进科学技术以及思想、教育等等，指的是有关西方的所有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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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乱的时代，洋务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武器问题。掌管军务的李鸿章，大概无须冯桂芬提议，就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西方武器的优点，并想要普及它。相较西方的军备而言，中国在水陆两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李鸿章认为，“忍辱负重”也要习得其“秘法”，在上海长期驻军，倘若不学会西方人的长处，会后悔莫及的。淮军之所以强大，正是由于致力于洋务，特别是开花炮队的精锐兵力受到了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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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除了军备上要吸取西方技术之外，在西方人之间巧妙的斡旋技巧也不可或缺。李鸿章自己就掌握了外交上的技巧，特别是和共同采取军事行动的常胜军队长戈登之间，对他而言简直就是绝好的训练机会。这在当时，是其他的官僚们无法体验到的宝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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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力、财力上占有绝对性优势，以及和西方的密切关系，这些都是李鸿章独有的财产。在进入19世纪70年代之前，他在军事、财政、外交以及当时清朝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占据了首要地位。西太后将他视作不可或缺的人物而倚重，也是大势所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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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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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虽然灭亡了，内乱却没有因此立即得到收敛。距离北京不远之处，仍然处于燎原之火当中。这就是盘踞在淮北地区中心的捻军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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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多次提到过，捻军从19世纪前半期开始活动，与太平天国的扩张相呼应，在河南省、安徽省一带扩张了其势力。1855年，黄河泛滥，来自山东、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的大量流民加入后，捻军势力更加膨胀。他们以安徽省最北部的亳州雉河集为据点，拥立张乐行为盟主建立组织，和清朝正式对抗。翌年，他们占领了交通枢纽颍州三河尖，与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合作，转战到淮南。李鸿章在家乡的遭遇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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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还未波及淮南，但是捻军整体活动的中心距离北京不远，让清朝无法坐视不管。清政府派出了曾经歼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铁骑兵来加以镇压。1863年，僧格林沁攻打雉河集，抓住了张乐行并将其处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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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太平天国灭亡后，捻军的残党又合拢起来，瞬间势力大涨。他们组织了大量骑兵与清军对抗，1865年，僧格林沁在山东省曹州战败而死，备感危机的清朝于5月27日，任命刚刚平定太平天国起义不久的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前往讨伐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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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虽然统率八万大军，然而这些兵力除了残存的湘军之外，大部分都是淮军。而淮军就像是李鸿章的私人部队，就算曾国藩身为李鸿章的尊崇之师，也和将士没什么交集，很难让他们听从自己的命令，这会影响到镇压捻军的计划。曾国藩看到自己亲自指挥效果欠佳，便提出由李鸿章代替，北京朝廷也只好批准了。这时是1866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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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他的李鸿章及其淮军作战顺利，于1868年1月在山东省胶莱河大胜捻军，大局基本确定。同年8月，捻军的残党也溃不成军，这场最早从1855年就开始的十数年的叛乱，终于画上了句号，李鸿章的声望也由此如日中天。这一时期的李鸿章，后来被赞为“料兵如神”的常胜将军。而对清朝来说，他也是一名恰到好处的武官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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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守旧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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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军是以淮河流域的走私盐商为中心，集结土豪势力而形成的。淮河河口四周的海岸是屈指可数的盐产地，这里生产出来的盐在淮河以北被运往河南、安徽北部、山东南部以及江苏北部，淮河以南则被运往江西、湖北、湖南、安徽南部和江苏中部，供给庞大的消费人口。由于产地和运输线路受限，为便于管理，中国的政府权力很早就将盐作为专卖品，在原价上加上数十倍的重税来获取巨大的财源，清朝也不例外。因此，历代依靠走私盐来攫取利益之辈络绎不绝，捻军也继承了这一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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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集结淮河流域的土豪势力这一点而言，在淮南的合肥附近挖来团练而组建的淮军，实际上和捻军并无大异。捻军和团练都是当地的武装集团，同为性质相同的中间团体，说起来两者带有浓厚的同一社会诞下的双胞胎的性格。说来也巧，同样诞生于湖南社会的类似双胞胎的湘军和太平军也互相争斗，就像重复前者战胜的事实经过一样，淮军也打败了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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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淮军装备了高性能的军火，在军事力量上取得了胜利。然而，捻军容易向同乡人居多的淮军投降，再加上盐的走私由于厘金而变得合法，捻军从兵力上和财源上被切断，这一原因也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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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和淮军为了消灭太平天国和捻军，耗费了15年之久。这一期间的死者，最新推测据说达到了7000万人，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战乱。光看江苏省，从原本将近4500万人口降到半数以下，再过了半个世纪也不过是3200万人，未能恢复过来。土地的荒废和生产力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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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此声势浩大的叛乱，并未能引起彻底的社会变革。叛乱势力也好，镇压它们的一方也好，两者都在19世纪涌现，同为中间武装集体，植根于同样的社会结构之上。因此，镇压的一方未能将反动势力滋生的温床予以解体和破坏、颠覆。否则的话，也意味着对自己母体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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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统治者采用的方法是不破坏现有的社会结构，使反体制的中间武装集体屈服于政权，试图以此来恢复治安。即使如此，中国如此之大，仅仅是使它们屈服这一项就付出了大量的生命和时间。其中，之前并不确定方向的中间团体、秘密结社等，通过义勇军和厘金，基本上化作了支持总督和巡抚的军事、经济势力，一度动荡的局势也逐渐安定了下来。大量的死者，也反而受到人口与生产力一致的规模调节，为局势稳定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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