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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津当地至清朝政府,都对袭击外国人的犯人们深感同情。天津教案原本就是社会对基督教及其活动根深蒂固的反感的具体表现,而这一反感,正是儒教精神组织下的中间集团酝酿而成的。这些中间集团,也是科举考试中诞生官僚的摇篮,特别是置身事外的官僚们,主张在儒教教理基础上的原理性观点——攘夷论,支持教案并将其合法化,认为教案在这一意义上是理所当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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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攘夷论经常被称作“清议”。正如其字面所示,即洁净不带污点的正论的意思。与其相反,简直无法说出口的污秽之物,恰恰是高度赞美西方的洋务。这一观点,以后逐渐加剧,丝毫不见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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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面临交涉的当局看来,一旦与拥有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的外国列强决裂,就意味着立刻会引起战争。即使内心对清议存在共鸣,也不能够体现在现实的政治当中。但是,倘若过分地妥协让步,站在外国的一边,便会受到清议的指责,威胁到自己的政治生命。这也正是曾国藩的苦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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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8月29日的人事任命意义重大。镇压平定了捻军的李鸿章,继续担任湖广总督,掌握大军以备西方的骚乱,此时他正行军至陕西,平定当地的穆斯林之乱。接到命令后,他立即率军赶往天津。这当然意味着抵抗外国方面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对内预想到要协助曾国藩顺利处理事件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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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此事的处理上,曾国藩遭到了众多诽谤。李鸿章赶到天津后,很快事件就得到解决,于是大家都私下流传,曾国藩未能处理好,是李鸿章出面处理的。当然这是个误会,真正完成任务的是曾国藩。然而,李鸿章与大军的到来助其一臂之力,李鸿章并不是没起到作用。由此以后,格局自然有了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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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之后的对外交涉中,背后的军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发生这些案件的开放口岸,不仅有来自外部的压力,还要抑制内部的暴动。当时,只负责管辖开放口岸的贸易和涉外事务的通商大臣,例如崇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管辖当地官员、拥有军队的督抚才能担当这一任务。由督抚兼任南北洋大臣的制度就此确立,11月12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与此同时,开放口岸的天津成为重要的驻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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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从曾国藩时代向李鸿章时代的转折。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颜面尽失,身心备受打击,之后不到一年半就病逝了。与此相反,李鸿章却是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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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在此之前的中兴名臣、镇压内乱的功勋之人,当仁不让就是曾国藩。他的个人魅力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名望,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猜疑。李鸿章再怎么被看作是救世主,功绩仅次于曾国藩,却终究只是学生而已。正因为在老师的庇护之下,他才得以发挥才能。曾国藩先是提拔他,随后让出了主力部队,最后连声望也拱手相让。为了让李鸿章自立门户,曾国藩亲手培养出了这名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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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传授给李鸿章的,是与外国的交涉方法。对手不仅是外国,更棘手的是对国内的顾虑和拥有多少实行能力。李鸿章在天津,近距离地体会到了曾国藩的苦恼,受益匪浅。可以说曾国藩以身传教,将经验悉数传授给了李鸿章。圆滑处事、不凸显内外矛盾,之后李鸿章的思考风格、行动模式大多出自这一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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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对外关系上,中央与地方、垂帘听政与督抚重权的分工,对应着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李鸿章这一组合而逐渐稳定下来。李鸿章自身也不得不转变为担当相当一部分外交责任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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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同治中兴这一稍带喜庆的时代认识也已经褪色。内乱虽然有所收敛,治安维持却依旧迫在眉睫,对外关系上的困难也不断加大。此时的李鸿章正值48岁,在知天命之前,作为督抚的头号人物,李鸿章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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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袁世凯:东亚的近代·现代中国的起点 第四章 明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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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71年 (摘自约翰·汤姆生《中国与中国人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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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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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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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教案的交涉结果虽说开始见效,紧迫的危机感尚未消除,1870年9月28日,新的外国使节来到了天津。这就是以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为代表的明治政府的使节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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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目的在于和清朝签署条约,建立正式的邦交,派遣使节团也是为了试探清朝的意向。天津负责接待使节团的是管辖口岸的崇厚的后任、从总理衙门派来的成林。身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也和柳原接触会面,汇报也是两人联名进行的。不久李鸿章兼任北洋大臣,之后继续负责交涉,以他的思维和行动为主来分析更加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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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一贯主张是,接受日本的要求,与它签署条约。这在当时的官界,可以说是不同寻常的观点。对于天津教案的结果,清议派一再指出对外国过于软弱,甚至有人谴责日本此时乘虚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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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衙门大概也迫于形势,刚开始持消极态度。和日本已经有了贸易往来,只要维系原先的关系就可以了,何必再签什么条约。但是,李鸿章和柳原等人谈判后,确认了日本的意向,强调必须要和日本签署条约,最后说服了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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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尚且不惜费用,购入西方的机械、军舰,仿造精密锐利的枪炮。万不可因其国小缺人而小觑。……日本距离江苏、浙江不过短短三日,且精通中华文字,与其他东洋各国相比,军备强盛,应与其联合作为中国的外援,而不可被西方人用作为外府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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