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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关系与李鸿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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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的内容来看，从1870年开始高涨的清朝外政危机，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叶终于平息了下来。当然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功劳。但是可以说，他在其中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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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他的行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清朝的对外交涉中，几乎没有李鸿章不参与的。而且最后签署条约，也基本上都是李鸿章的任务。清法和清日之间的条约都以天津冠名，也证明了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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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可以从内外两方面加以说明。首先是外国，他们认为对方是李鸿章就可以谈判，也可以签条约。反而言之，此举意味着和其他官僚或官府，比如说首都的总理衙门就不一定能谈得通，或者说无法进入正式的谈判。概括来说，就是在谈判对方的信任感上有差异。李鸿章比起任何人，都对外国人富有说服力和决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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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和国内情况不无关系。首先李鸿章富有决断能力，因为李鸿章拥有清朝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最后承担责任。因此，政府和那些想要息事宁人的官员也故意将对外交涉委任给李鸿章。其中，外国人在背后议论的“延期衙门”，就是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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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四周，聚集了一批开明派和精通西方事务的人才。首先是军人、技师等军务相关人员，再者又因为他以贸易中心上海为基础，商人等从事贸易活动的也不少。其中，不光是类似马建忠等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士，也有纯粹的西方人，李鸿章招揽他们成为幕僚，让他们尽情发挥力量。拥有这么多四面八方人员的官员，当时的清朝政府再也找不出第二人。外国觉得能够谈得通，也是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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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所谓近代化得到了发展呢？答案是否定的。不如说情况截然相反。主导了对外交涉的李鸿章，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和近代化相矛盾的。如果是近代化的政府组织，就应该有专门管辖对外政策、对外交涉的外交部和专任的官僚。可是，顶着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官衔的李鸿章只不过是一介地方官，就算有交涉的权限，也只限于对外参与北方的开放口岸而已。即使这样，他的实力和手腕使他成为事实上的外务大臣，这只不过是趋势使然，一步一步导致的结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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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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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况，也反映在李鸿章实施的对外政策的内容上。《中日修好条规》的“所属邦土”、朝鲜的“属国自主”以及越南的属国与保护，都是以过去的朝贡关系为前提的，和近代的外交、国际关系以及国际法的思想是不一致的。围绕这一属国概念，以及在与自主、保护的相关联的问题上，清朝和西方国家法国、以领土作为前提的日本更加对立，甚至引发了战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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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让步的程度缩减到最小，改善与两者的关系，是李鸿章和他的幕僚们做出的功绩。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18世纪以前的对外关系，要论近代化，还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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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和18世纪相比，清朝的对外政策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这里可以看到基于地缘政治要控制周边重要地区的战略意图，具有1870年化解对外危机的浓厚的安全保障色彩，这和传统的属国概念相结合。“所属邦土”不可侵犯是毫无疑问的，海防论中弃疆的提议也是出于此因。李鸿章的意见并不是丢弃不管让给列强，他的意思是将新疆作为朝贡国即属国，成为与清朝有一定关联的缓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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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世纪80年代，清朝表现得更加积极。不仅在以前的属国关系基础上将其作为与对手的缓冲地带，还规定属国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欲从军事上加以保护。朝鲜的壬午兵变、甲申政变和越南的中法战争，无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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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上的保护和传统的属国概念并不存在不可分割的属性。从琉球处分就可以看出，还未到使用武力来维系琉球存亡的地步。但是，在这一时期，他们认识到，在安全保障上重要的地区，保护行为和属国的概念是不可分割、互不可缺的。换言之，对朝鲜和越南能够行使武力，是因为以往存在着朝贡、属国关系。对此，李鸿章于1884年曾做出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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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涉中提及属国，各国都接受并无异议，缘自册封与朝贡乃基础也。册封、朝贡过去不甚重要。然在今日，尤为紧要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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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权力政治的时代，就越要维持属国的存在，而传统的朝贡关系恰好就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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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涉与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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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李鸿章的说明并不能让人信服。经历了现场与外国人斡旋的他，会说出“各国都接受并无异议”，只能让人觉得他在掩盖实情。无论是日本或是法国，如果真的“接受”了清朝所说的属国的话，那么就不会发生甲申政变或是中法战争这样的事件了。李鸿章之所以能够如此欺瞒，是由于对内的奏章所需，反过来，对外国主张属国的自主和保护，如果看作是与对内欺瞒相呼应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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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思考的话，可以想到几点要因。首先是向那些对属国的存在或是以前的国际秩序深信不疑的人的一种展示。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表现，清议正是最典型的。包含了浓厚的清议论的攘夷思想，是以中华、华夷观念为前提才存在的，而这一观点的具体表现便是朝贡和属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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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之所以要不断展示，是因为攘夷、排外、清议的势力在政界和社会都很强大，虽然这一点在史料上很难寻见，却不容忽略。正像1870年的天津教案中看到的那样，夹在国内的反对和国外的威胁之间，能对应二者的手段只有维持属国这一方针。李鸿章手下有那么多通晓西方情况和西方人的幕僚，他不会不懂国际法和国际关系，而他采取的对外政策和交涉手段，应该视作是不得已而做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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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是，无法完全扫除国内反对和外界威胁的李鸿章，其自身也存在着问题，淮军强军和海军建设进展得并不如意。1882年，他在壬午兵变时曾透露过可能会输给日本，可见他对军备并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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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听听当时李鸿章的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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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保持与外国和平之同时，需变革内部制度。若因循守旧而不变革，将日趋衰弱，与此国言和，却与他国敌对，危机难逃。……如今各国皆屡屡变革，日渐强大，唯中国顽固不已，竟似要墨守旧法直至灭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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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只有对外进行和平交涉，对内进行制度改革，才能够与西方各国为伍。李鸿章之所以擅长与外国斡旋，也是由于他的本职所在和缺少军事自信，颇具讽刺意味。而且，一旦加强军事力量的制度改革没有进展，势必会影响到对外的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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